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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练兵先练己，教员的关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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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804&idx=1&sn=897508e6677366e2a60fa8293a2da267&scene=21&poc_token=HBlgEWqjyv1_dg_g8TlwztgbVq2561zYve19Cl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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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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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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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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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26-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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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人就是要在关键的关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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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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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pp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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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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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兵先练己，教员的关键选择 | 毛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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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 *2026年3月14日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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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谈生死观：“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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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鼓月形湾，有座1.927米的青年毛泽东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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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是为了纪念教员脱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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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干了多年革命，却是第一次距离死亡如此之近，神经紧绷，印象十分深刻。1936年，教员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受斯诺采访时，还能详细回忆起这次险情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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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斯诺再次访华，那时两人都不算年轻了，老友见面互问健康，不知不觉聊起了战争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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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似乎想起了许多革命往事，对斯诺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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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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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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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上旬，湘赣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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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在安源布置好秋收起义计划后，立即动身，跟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一同赶往铜鼓，指挥布置第三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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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教员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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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刚刚破裂，国民党处心积虑报复打击革命党人，下手又黑又重，根本不审判不查证，只要抓住嫌疑分子就会直接拉去枪毙。教员跟斯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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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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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到了总部就是插翅难逃，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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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为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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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也是倒霉。他从安源出来的时候，已经想到这一路不太平，专门从工人那里借了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为了减小目标，教员跟潘心源甚至是一前一后分开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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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查验，教员中途还从潘心源那里借了二十多个银元。如此小心，为啥还能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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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秋收暴动的消息泄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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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卫戍司令张国威下令戒严，要求各地“严密布防”以防暴动。团丁们其实没发现什么破绽，但仅凭教员的相貌和口音不对劲，就要抓他回团防局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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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试图用银元“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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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丁看到有好处，已经心动要释放教员，结果“队长却不允许”，坚持要把教员带回总部枪毙。难道秋收暴动还没有发动，自己这个总负责人就要先交待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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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从未距离死亡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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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绝境有多绝，教员都没有放弃尝试解决，他横下一条心来，一定要想办法跑一次。直到距离总部还有200米左右的时候，教员才找到机会。教员先是把怀中的银元往外一丢，趁团丁们抢钱的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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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腿就往田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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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形湾是中国革命的福地，给了教员一片藏身之地。“我跑到一座高地。高地在一洼池塘上面，四周都是高高的草丛，我藏身在那里，一直等到太阳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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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回，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有一两回，他们差一点就能碰到我。好几回我都放弃了希望，觉得自己肯定会被他们再次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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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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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确实惊险万分。教员逃跑时全神贯注，等到起身后，才发现鞋已经跑丢了，自己是光脚飞奔的，双脚擦伤得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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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路上碰到一位农民救助了教员，最后顺利抵达铜鼓，发动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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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干了一辈子革命，什么危险都碰到过，但被敌人抓住的经历只有这一次。事后想来还是太惊险了。教员要是在这个节骨眼出事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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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要问，像教员这样的高级干部，为啥要冒这么大危险，亲自去给一个团传达消息布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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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有人故意给教员穿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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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为难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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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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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教员自己强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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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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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我们聊了马日事变。](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769&idx=1&sn=f269f8fa2ab2d2d5fc169aebb7b16c7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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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研究马日事变，就看不懂教员领导秋收起义时的行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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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他很清楚彼时在湘赣边界来回跑的危险性有多大，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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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没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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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长沙外围聚集了十万农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打入城内，拿下长沙，再不济也能从这十万人中拉出一支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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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当时的负责人没有抓住机会，啥也没干就下令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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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原本是组建我党军事力量的绝佳机会。只要在湖南有了军事基础，就有机会在湖南建立一块长期的根据地，但一线执行同志没有把握住历史机会，很可惜。后来教员提出一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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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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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干部具有决定性，就是说执行具有决定性作用。决策决定上限，执行决定下限。上限是用来追求的，下限才是需要千方百计保住的。而革命的下限是什么？革命的下限是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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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下限，永远有更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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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马日事变，教员已经知晓执行具有极端重要性，机会永远出现在第一线，错过了是真追悔莫及，而彼时谁有强大的执行力，谁能在变化莫测的局势中保住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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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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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谁能提出正确的政策，谁清楚知道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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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只有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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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已经很清楚了，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抓住枪杆子。所以当教员得知长沙十万农军的后续处理情况后，强烈要求亲自回湖南重组省委，因为态度太硬，还被党内其他同志误会他要组织反对派，被批斗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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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拿到调令去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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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教员前脚刚让潘心源等人千方百计保留武装力量。陈独秀的新调令后脚就到了，“10天之后，他又要求我马上回去，指责我组织反对唐生智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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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内心有一万个不情愿，还是服从组织安排，返回了武汉。1927年7月初，教员从长沙返回武汉。但仅仅半个月后，武汉联合政府就破产了，宁汉合流，大革命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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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斯大林从莫斯科寄到中国的黑锅到了。](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769&idx=1&sn=f269f8fa2ab2d2d5fc169aebb7b16c7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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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中国，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陈的错误。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教员不仅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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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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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确实有情绪，对此前的政策方向，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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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这三个字很重，但很能反映教员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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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此前的工作一再被陈打断，土地革命和组织军事这两件能挽救革命的大事，却都被上级强行阻止了。领袖干的尽是一些反革命痛快，自己人难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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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不是一个只会事后总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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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教员立即要求去前线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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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出新的领导层，会议主持者李维汉和蔡和森等人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主张让教员加入政治局。但教员一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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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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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只当选为候补政治局委员。临时政治局成立后，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在安排工作分工时，再次找到教员，问他愿不愿意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担任领导职务。教员在此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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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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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对当大领导没有什么兴趣。他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枪杆出政权的力量，既然没有人能执行他的方案，那就亲自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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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想解决问题，真正握住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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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员还是低估了做事的难度，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四条意见，第三条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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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员到了下级机关后，确实没有人阻止他干这干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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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上级的命令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说解决的太过头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教员没有预料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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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最后，教员又成了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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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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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不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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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有责任心的人，坐在领导位置上时，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权力带来的爽快，而是无穷无尽的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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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坦诚了自己的内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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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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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罢不能的疲劳使他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疲劳和重压源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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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于责任太大和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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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责任心很强的人，责任心稍微弱一点，都不会如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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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努力要给出正确的意见，很努力要把革命往正确的道路上指引，尽管他是当时公认的理论家，非常懂革命理论，但能力确实没有那么强，拿不出更有远见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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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地讲，当时除了教员，就没有人能拿出正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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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教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教员是一个非常听劝，非常尊重实事的人。他不仅听得懂藏在实事背后的意见是什么，还能从善如流，根据实事情况修正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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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实事求是调整自己的观点，这是所有高手共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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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2日，教员以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回到长沙，住在杨昌济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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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杨开慧和孩子们早已先一步抵达，教员跟家人们团聚后第一件事就是搞调查，他找来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教师，在杨开慧家开了两天调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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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型调查会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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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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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民的意见，教员得知减租减息等政策已经不能吸引农民了，现在农民的普遍要求是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而且教员还明确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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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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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帜，群众只知道国民党鲜有知道我党。但老蒋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反攻倒算，导致农民对国民党的印象变得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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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已经不相信国民党了，但此时的中央还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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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急会议的决议案中，中央提出这次暴动要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因为按照中央的估计，左派的旗帜还能团结下层的小资产阶级，还有号召力。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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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时打的就是国民党旗帜，中途发现旗帜没号召力了，才换成了自己的旗帜。后来贺老总转移到了上海避险，给中央作了报告，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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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作为总指挥，认为这次起义有两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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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错误是打了国民党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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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是公认的大佬级人物，认知水平非常高，行动力也非常强，一次失败就总结出了错误，发现了问题所在，而且他事后立马重新拉起了一支队伍，在湘西建立了根据地，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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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这样的人物，不管放在哪都是妥妥的带头大哥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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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认知迭代方面，贺老总还是差教员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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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是在经历了一场起义失败后，才明确了不能打国民党旗帜，明白了非没收土地不可。因为起义成功与否的关键，是看有没有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能不能激起农民的革命热情，没有农民的踊跃支持，打下了南昌也守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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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国民党旗帜和不没收土地，这就是失去农民支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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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想加速自己的成长，想要催熟自己，就要提高迭代的次数，就要积极去实践，去探路。问题是，如果革命者每一次认知迭代，都需要经历一次大革命失败，死伤这么多，成本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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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底再厚，也扛不住这样的迭代方式。对比就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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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的认知迭代成本非常低，低到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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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总用一次起义失败才换来的政治教训，教员刚到湖南没多久，就通过一场小型调查会，提前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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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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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让教员领导会大幅降低各种成本，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牺牲。他总能用最小的成本、最少的失败，总结得到最有价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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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教员的价值所在，作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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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里，我提到教员是失败教训转化为成功经验的关键枢纽，没有了这个关键枢纽，革命成本根本控制不住，](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755&idx=1&sn=3bda34d378a9a2c1f4ee07d78c1cbcde&scene=21#wechat_redirect) 再好的理想过不了成本关，很多事情也就只能沦为空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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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教员还未树立足够威望之前，认知超前，反而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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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认知超前，很容易被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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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无法理解教员的意图，就会认为教员是错的，于是，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内部阻力。毕竟，你要是看到一个人的理念有错误，违背主流认知，对革命有害，你难道不出声阻止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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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差，给革命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也给教员带来了很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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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暴动计划的筹备过程，认知差带来的麻烦，就表现的就非常明显了。教员到了湖南后起草了个报告，以省委名义发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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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详细讲了教员对组织秋收起义的办法，主要有三条，一条是要没收全部土地，一条是不打国民党的旗帜，要打自己的旗帜，一条是要借用军事力量，“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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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三条意见不仅全部被驳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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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还挨了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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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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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没想明白，为啥没收全部土地的建议会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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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讲，经过前面的争论后，土地革命已经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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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来的领导班子，也不会再犯陈以前的错误。那为啥还会否决教员没收全部土地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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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入历史人物的处境，就搞不懂难处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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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搞懂难处在哪，读历史就不会起到明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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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和李维汉等领导（他俩还有苏兆征是新的常委）都赞成土地革命，也认为最后一定要下决心没收全部土地，但他们目前不赞同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同意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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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担心短期树敌太多，彻底孤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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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主的社会背景太复杂，许多统战对象和革命党人本身就是小地主出身，如果立即就没收小地主的土地，阻力太大。为了缓解矛盾，先对小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后期再没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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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是个还不错的折中方案，没有什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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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员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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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坚决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一定要收，必须全部没收，坚决没收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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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教员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当时大地主的标准是50亩地，而当时农村地主人口占比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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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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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计划是要把政府权力暂时集中到农会，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以此建立工农政权，农会为啥有公信力？为啥能得到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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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农会是没收土地的机关，也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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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是大革命时期的策略，已经落后于版本了。当时农民普遍要求解决土地问题，不是要减租减息。问题是，如果有些乡镇没有符合要求的大地主，全是小地主，怎么办？到时农会既不能没收土地，也不能分配土地，就失去了存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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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工农政权的权力逻辑就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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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会导致土地不够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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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量的土地其实都在小地主手里。如果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能拿出分配的土地有限，但贫农数量又多，根本分不过来。农民中80%是中农和贫农，农民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两个阶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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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要搞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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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就是改变贫农和中农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他们对土地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提供的价值不够，土地革命的意义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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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政策不能解决贫农的诉求，就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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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员认为必须没收全部地主的土地，只有如此，整个革命模式才能讲得通，同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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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有活路，农村的革命生态才能进入稳定态，社会才能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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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教员跟其他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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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有终局思维，始终没有忘记最后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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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站在最终的局面上思考问题，并没有被眼前的压力和矛盾所迷惑。正因为如此，教员才能避开短期利益的干扰，抓住问题的本质，看到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政策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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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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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问题核心本质的认识，反映了教员思考的深度，但真正反映教员战略能力的，是他跟上级机关在革命形势和革命中心的认知差。瞿秋白他们有一个很坚定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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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还是持续不断，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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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并不是单独湖南一省，而是湘粤鄂赣四省，瞿秋白他们对暴动成果有很大期待，“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新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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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这个观点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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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理论依据是，大革命失败导致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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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不稳，大小军阀还在混战，群众生活反而更加痛苦了，革命呼声非常强烈，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明。从理论看，从一些数据指标看，革命形势就是一片大好，当然要设立更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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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出发，一切都解释得通，完全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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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实很现实，并不陪我们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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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核心目标，是争取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南昌起义的部队往广东方向去的，教员一开始被派往湖南的任务，是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暴动，同样是为了夺取广东。因为湘南临近广东，中央要求教员起义成功后，立即组织一师配合夺取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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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明确湘南特委归广东革命委员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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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员根本不想去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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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教员不想屈居人下，而是教员跟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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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理论水平非常高。他从理论推导得到的结论，大方向基本是正确的。革命形势的大趋势确实是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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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他认为的持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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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的那段时期，革命形势正处于低谷，需要酝酿一段时期才能继续发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认识错误直接导致瞿秋白的领导大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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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正确认识到了革命短期形势处于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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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员对秋收起义的规划方向是朝着远离大城市的落后地区发展，哪里敌人弱，就往哪里去。他跟中央沟通过：“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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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教员明确指出了湖南秋收暴动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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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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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就非常能体现教员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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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错了一切都白搭。教员的革命方向是朝着保存自己的方向去，空间方向是朝着几省交界的地方去，而不是大城市。后来的发展确实如教员所料，革命中心最后转移到了教员选定的井冈山，而不是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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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错了，战术微操是弥补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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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失败后，连个水花都没有翻起来，剩余力量基本只能往香港等地转移，积累太有限了，最后总结失败教训时，特派员还乱甩锅，促使叶挺远走海外。导致我党在最缺军事人才的时候，失去了一位军事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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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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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知差的存在，上级并不理解教员的意图，仍旧要求教员继续在国民党旗帜下发动暴动，暂时不能打出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同时还要求发动湖南全省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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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是下级机关，依据组织原则要服从上级机关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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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岂不是又要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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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人过来可能要走老路了，但八七紧急会议后，教员坚定要去前线领导秋收暴动，拒绝在城市里当大领导，为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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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的就是避免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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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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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先练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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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后，教员最大的变化是开始注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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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负责的时期，教员的苦恼是得不到同志们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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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被排挤出领导层，五大落选正式委员，土地问题提案被直接否决，马日事变要求去湖南却被同志们误解，无不说明教员在内部的处境不佳，处于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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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超前且正确的见解，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灾难降临，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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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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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无法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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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团队，达不成共识，什么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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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的超前认知，如果无法同步给其他人，是没啥用的。他一个人哪怕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只要正确的意见没有变成共识，照样无法完成革命。因为没有共识，就无法借助集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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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如何做才能让自己的意见，成为组织的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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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8日，教员在长沙市郊召集会议，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也就是制定秋收暴动计划。但教员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跟中央原定计划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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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旗帜问题，上级要继续打国民党左派旗帜，教员坚持在秋收暴动中打自己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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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问题，上级不允许打出没收小地主土地的口号，教员坚决认为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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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事问题，上级认为教员一再强调军事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说他是军事冒险主义，教员则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此次秋收暴动必须抓住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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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暴动范围的问题，上级想在湖南全省发动暴动，教员认为力量不足，只能选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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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革命中心的问题，上级认为广东是理想的革命根据地，要求湖南暴动要靠近广州，教员则认为革命中心在偏远地区，想远离大城市，要往湘赣边界的方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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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分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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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上级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教员的意见，要求教员继续按照原计划执行。按照组织原则，上下级有分歧，自然要听上级的意见。这种情况，显然无法跟上级达成共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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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面临艰难的抉择，他到底要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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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级指示办事，失败了是上级责任，成功了自己有功劳。好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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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情干好了无功劳，干不好被追责是跑不了的。 [所以马日事变时，那个特派员并没能顶住压力，关键时刻把难题甩给了中央，静等中央决策。](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769&idx=1&sn=f269f8fa2ab2d2d5fc169aebb7b16c7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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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干确实横竖都不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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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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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局部最优解往往不是全局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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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最优解的结果是** 历史机会错过了，革命根本利益受损了。 **人** 在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听从上级指示是完全正确的，那个特派员的选择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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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员偏偏看清了革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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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教育了教员：“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最后发生了大革命失败，教训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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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为了坚持己见而破坏了组织原则，对革命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怎么解决这里的冲突矛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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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折中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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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只需要牺牲教员一人的利益，就能在不破坏组织原则的同时，还能保护革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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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为了适应紧张的革命形势，八七紧急会议通过了最新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各级党委要组织常委会，“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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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时刻，中央下放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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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常委会具有因地制宜权。经过组织程序，表决通过的决议具有合法性。不违背组织原则。这意味着，教员只要说服省委多数通过正确的暴动计划，就可以不用管中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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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干，组织上讲得通，政治上讲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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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员确实违背了上级指示，事后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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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什么都好，对历史、对革命、对组织、对省委其他人而言都是最优解，唯独对于教员个人而言是最不利的选项。事是他做，风险是他承担，最后挨骂担责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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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确实背锅了，被严厉追责，差点被一撸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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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是要在这种关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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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不是找个公司上班，拿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他是来干革命的。革命对革命者的要求就是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而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如果没有主人翁的心态，不如回家种地，干啥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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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不是强调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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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教员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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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极强历史自觉性的教员，毫不犹豫选择了牺牲个人利益，以换取组织原则和革命利益的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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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定了，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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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跟省委达成共识，教员就有办法把革命引向自己期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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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本身在湖南有很高威望，易礼容、夏明翰等人都是教员带出来。当教员阐述自己的意见时，委员们很快就在没收小地主土地、打工农旗帜问题还有军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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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讨论到暴动区域问题时，发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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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委员想发动全省农民暴动，教员的意见则是集中力量选一中心。见这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教员尽管内心不认可，还是同意以多数人意见上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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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妥协让步中建立共识，是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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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23日，中央复信湖南省委，对暴动计划提出明确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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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决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你们在此计划中都有两个错误：（一）对于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象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二）专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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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他们对湖南秋收暴动的期待，就是夺取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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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湘南再派出部队，配合夺取广东。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行。当时唐生智跟许克祥打仗，长沙和湘南的关系断绝了，力量太过分散，根本没有能力以湘南为中心发动暴动。上级还有一个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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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教员担任湘南特委书记，前往湘南领导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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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知道上级机关的计划行不通，也不再期待能改变上级机关的观念，开始努力说服其他委员改变计划，先在省委一级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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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公达记录了当时的会议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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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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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实事是，省委并没有接受上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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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制定了符合湖南实际情况的秋收暴动计划，彭公达虽然反对，但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决议。《毛传》对此事的记录只有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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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没有得到中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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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上级到最后也没有批准同意教员他们的计划。这是教员后续坎坷经历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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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员在展开行动前，以省委名义给上级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反驳了上级对他是军事冒险主义的指控，并回应了上级对湘南暴动计划的关切，随后就顶着事后铁定被追责的压力，义无反顾奔扑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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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教员顶住了压力，做出了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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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决策首先需要对革命有非常清晰的认知，才能有底气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其次还要有担责牺牲的勇气。没有智慧，没有勇气，做不出这样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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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来看，教员能成为领袖，不全是他能力强。下属们很多时候，也不是只看个人能力如何，而是在观察，跟着你干，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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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领导遇事总是当缩头乌龟，总是把其他人推上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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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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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兵先练己。领导扛不住事，就不可能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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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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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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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教员为什么要冒险去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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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发动秋收起义时有个坚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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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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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力量从哪来？马日事变后，教员第一次返回湖南时，曾交待各地县委要想办法建立农民军，但教员很快就被调走了。等到教员第二次返回湖南时，立即给安源市委写信，让他们报告梳理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力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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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那边回信，调查需要时间，得过几天才能拿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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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30日，教员终于接到了安源市委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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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具体数据后，教员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确立湖南秋收暴动行动步骤和分工，先是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教员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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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安排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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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礼容在长沙负责统筹组织工农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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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则去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把军事负责人组织起来，建立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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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初，教员离开长沙前往安源前，秘密将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送回了长沙板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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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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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杨开慧这一别，竟成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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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无法预料到这些后事，他当时的全部心神都用在了组织军队上，抵达安源后，教员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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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潘心源的《秋收起义始末》报告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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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是三路合围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目标是夺取萍乡，确保退路。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计划由修水向平江进攻。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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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路中，原定以浏阳为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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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计划决定以后，便开始分头工作。”潘心源和教员赴铜鼓去指挥第三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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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途中遇险，发生了开头被抓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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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央的第二封回信也到了，措辞非常严厉：“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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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这边已经按计划执行了，上级却严令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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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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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教员从来都不掉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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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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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来的卧龙凤雏 | 毛传27](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769&idx=1&sn=f269f8fa2ab2d2d5fc169aebb7b16c73&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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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有三个系列：读党史、读毛传，结合党史读毛选的付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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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并没有那么快，也不见得就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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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播种，常常期待，有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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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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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资料。此文部分参考资料会发在躬行客读书群中，需要资料的申请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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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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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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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忆与研究：上》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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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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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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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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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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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传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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