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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凭啥能当元帅？南方三年的几件小事（下） |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402&idx=1&sn=0e0188cf6243b481608c0ab0ba40baec&chksm=97b390baa0c419acfd9eca3c9327d206d4cea496f2c1b1bcc60b0986387093b0724087c953eb&cur_album_id=3686679567491579904&scene=189#wechat_redir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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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23 |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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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133 | 陈毅往事，不为人知的三年（上）
带刀客 2025年1月16日 20:20
陈毅记得很清楚，突围时下了雨，倾盆暴雨。
1935年3月9日，下午一点左右。
项英、陈毅和贺昌率领中央军区直属队和四个大队最后突围。
队伍已经在上坪集合完毕。
但项英觉得就这么走了，日后不好跟中央交待，坚持向党中央报告完突围计划的电报后再走。
电报已经发出去两个小时了，还没有接到回电。
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不了了，决定先带两个大队出发，然而过河时不幸遭遇敌人埋伏。
一番激战后部队被冲散，贺昌负重伤，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贺昌觉得突围无望，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被敌人生俘。
高喊“红军万岁！”，举枪自尽。
01
项英还在坚持等中央回电。
一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才跟中央接上头，却因为密码本问题，无法翻译。
这次项英终于再无顾虑了，命令就地销毁密码本，电台埋起来。
等到出发时，天已经渐黑了。
出发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雨，不一会天也黑透了，伸手不见五指。
山路泥泞很不好走，刚开始还有路可循，后来就是滑到哪里算哪里，方向是下山的就行。
陈毅的大腿做过手术，行走还不方便，几乎是连走带爬才下了山。
结果刚摸下山，就碰到了一小股敌人。
队伍在下山时是散乱的，连长找不到队伍，队伍找不到连长，混乱中，陈毅一把从身旁抓住一个排长。
让他带一个班去摸摸情况，并鼓励了他一句： “革命的同志就在这种当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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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进村里后，才搞明白原来是一伙流氓地痞，地痞们以为是国军，正打着白旗欢迎呢。
结果一看到是红军，人家也有话说： “同志，别误会，我们也是没法子。你们来了，我们一样欢迎!”
这晚算是有惊无险过去了。
第二日，国军大量的围剿部队冲着陈毅他们来了，没办法只能再退回上坪山区。
一来一回，一个营就剩下一百多人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经过讨论，项英和陈毅决定缩小部队目标，他俩脱离队伍化装成老百姓，伺机渡过河往油山方向转移。
油山位于江西和广东交界处，陈毅组建红二十二军时，曾在这里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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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他俩都不熟悉去油山的路，此时乱撞等于送死。
天无绝之路。
在陈毅一筹莫展时，碰到一个头顶破钢盔的叫花子，一看到陈毅就哭着喊 “首长！首长！”
这个叫花子模样的人叫曾纪财。
他原本是代英县委书记，却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帽子。
经过一番批斗后被撤掉职位，派去抬担架。
人才在哪里都是人才，抬担架都能抬成担架队长。
红军主力撤退时，让他押送一队土豪劣绅回地方去，没想到半路上碰到飞机轰炸，土豪劣绅趁乱跑了。
这下曾纪财有理也讲不清了，地方上见他有机会主义的帽子，不肯接收。
中央苏区失败后，许多地方都遭到白军清算，家里有当红军的人，牵连最甚。
徐海东曾跟斯诺讲过，他老家黄坡县被白军占领后，除了三个当红军的哥哥，都死了。
**“家族的其他人都是被汤恩伯和夏斗寅处决的。国民党一共杀了徐家66口人。”
**
“我的27个近亲和39个远亲都被杀害了。男女老少，甚至连婴儿都被杀了。”
出了一个红军，全家被赶尽杀绝，这就是革命。
曾纪财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被一把火烧干净，老婆在红军撤退时也牺牲了。
这世上，就剩下他一个人。
全家都因革命而死，结果自己还被组织错怪批斗。
这委屈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早就叛出革命了。
但曾纪财没有。
他反而四处寻找党组织，只希望发挥点作用。
哪怕如此卑微了，他也没有得偿所愿。
地方上的组织，看到他介绍信中的机会主义帽子后，都不愿意接收他，把他往外推。
一个忠心革命的人，却被组织推来推去，差点就推出了革命阵营，奇怪吗？
**不奇怪，这就是革命。
组织有组织的纪律，混乱时，拒绝一个有嫌疑的人，多正常。
对有嫌疑的人仁慈，就是对革命同志的残酷。**
此后曾纪财做出了很多贡献，却不幸被捕，敌人对他施行惨无人道的刑罚，他却死都不投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就是这样一个英勇坚强的人。
如果我不写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去查资料，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存在。
甚至在查找的过程，我一度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叫曾纪财还是叫曾纪才。
最后是在信丰县官网上，才确认了他叫曾纪财。
历史上像曾纪财这样，留下名字的，没有留下名字的烈士，茫茫多。
他们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却从不问回报。
就像那首歌唱的：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
山会记得他们，江河会记得他们，祖国会记得他们，人民会记得他们。
通过读党史，我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你要追求绝对的公平，很多事就没法干了。
就像地球原本就是不平的，平了就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
那也就没有生命了。
既然总要有人去做，总要有人牺牲，为什么不能是我？
凭什么不能是我呢？
革命来之不易，在革命远去的今天，为了不让后人忘记这些人这些事。
我会把写党史这个事，长期坚持下去。
02
曾纪财能留下名字，多半还是因为陈毅。
被地方组织拒绝后，曾纪财听闻老首长陈毅留下来了。
于是下决心，再苦再难都要去瑞金寻找陈毅，要跟他从头干起。这条命就算不值钱，也要为革命做贡献。
转了一圈后，曾纪财终于在仁风山找到了陈毅。
曾纪财熟悉去油山的路，正好解决了陈毅和项英的难处。
他带着项英和陈毅在山里藏了几天，随后从王母渡偷偷过河抵达信丰油山地界。
油山地处江西和广东交界，原属于中央苏区的游击区，有党组织有部队，负责人是杨尚奎和李乐天。
陈毅、项英跟他们汇合之后没多久。
陈丕显和蔡会文率领赣南军区残部也抵达了油山。
人是少了点，可还是要继续坚持战斗。
1935年4月初，项英主持开了个会，决定让蔡会文带着赣南部队去桂东一带打游击，设法跟此前突围出去的部队联系上。
其余人则分为四部分，以油山为中心成立四个游击区，北山区、南山区、油山区还有信康赣区，各自负责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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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留守部队的游戏玩法变了。
变成了危险的猫鼠游戏。
天下最易变的就是人心，最善于伪装的也是人心。
很多事你忙着的时候，顾不上思量，一旦暂时稳定下来了，就会忍不住的犯嘀咕。
中央苏区都失败了，革命还能胜利吗？
比土匪都惨的打游击日子，何时是个头？
如果不能胜利，我现在吃的苦，还有啥意义？
敌人在明处，游击队在暗处；同志在明处，叛徒在暗处。
都说不要考验人性。
但万一陷入不得不接受考验的境地怎么办？
不怎么办。
要革命的你推不走，要叛变的你也拦不住。
革命从来都是自己对自己的拷问。
经过现实考验过的理想，才叫真理想。
没通过的早点暴露，也算是提前止损了，免得日后祸害人。
留守部队中第一个叛变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
03
龚楚的突围时间要稍早一点。
红军主力过湘江，红34师负责全军的殿后任务，该师主要以宁化子弟为主，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
这支部队又叫做“绝命后卫师”，全师6000余人在执行完殿后任务后，几乎全部阵亡。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党史系列之长征篇：全部文章集合！（有序号！有序号！）
中央过湘江后，给项英下了死命令，让他派一得力部队去接应收拢34师残。
项英也没有含糊，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龚楚，还有71团主力团，去执行接应任务。
龚楚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却没有找到34师。
此后龚楚又带着部队转移到郴州、临武一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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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可能是留守部队高级干部当中，对红军主力过湘江损失情况，有最直观感受的人。
那一仗确实太惨烈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绝不是一句夸张的话。
而执行接应34师任务的龚楚，恐怕在那时就已经想着要脱离革命队伍了。
龚楚后来在回忆录中，讲自己很关心国家前途，讲自己在红军时遭遇了很多不公平对待。
把自己讲得很清高。
但看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
大概是1935年5月初的一天，龚楚半夜趁警卫员熟睡时，离开队伍，背叛了革命。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很多事情草灰蛇线，早已有苗头。
龚楚这个人参加革命很早，也有军事天赋，曾有一段时间红四军前委的代称就是“朱毛龚”。
后来龚楚去广西那边跟小平一块搞兵运工作，也有功绩。
要是论资历和能力，龚楚不一定就比陈毅差。
可他的阶级立场和对信仰的坚定程度，给陈毅和项英提鞋都不配。
早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就评价他一向“吃不了苦”，还曾开除他一年党籍，以示警告。
彭德怀也在一次战斗中，发现龚楚软弱不听指挥，撤了他的职。
但龚楚反倒很受李德和博古那帮人的器重。
周恩来开除他党籍时，搞的是突然袭击，趁博古跟张闻天去处理萧劲光，不在中央驻地时下的命令。
结果等到博古回来后，两个月就恢复了龚楚的党籍，还让他接替刘伯承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代理总参谋长。
红军主力撤退，博古又让龚楚担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让他跟项英搭档。
可见博古和李德很信任器重龚楚这个红军老人，视为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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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的事我们聊过很多次，李德这人崽卖爷田，不把红军将士的命当成一回事，胡乱指挥。
几个军方大佬就没有不气李德的，陈毅讽刺过李德，刘伯承骂过李德，彭德怀拍过桌子。
林彪一开始对李德很热情，可当李德暴露自己的军事素养后，就不怎么理他了。 党史100 | 没想到，整风第一个出局的是张闻天
唯独龚楚，打一进苏区，就跟李德走得很近。
李德还经常请他吃饭，密谈。
这当然说明不了什么，可也能看出龚楚跟其他将领不一样的地方。
他没有同气连枝的那种愤怒。
谁家的事谁着急，谁的人谁心疼。
李德瞎指挥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其他人都很着急生气，跟李德关系闹得很僵。
唯独龚楚和项英是特例。
后来的历史已经说明，项英是真信这一套，而龚楚其实谁都不信。
龚楚在回忆录里多次讽刺周恩来军事能力不足，对周颇有微词。
问题是，龚楚自诩自己军事素养高，那他怎么看不出来李德的军事问题？
要么有些事他不上心，要么他水平其实有限。
人就是在这种细节里看。
周恩来看人还是很准的，直击要害：“你的阶级意识一向模糊。”
龚楚本质上是个投机分子，但他代表了大多数人。
真实的社会中，真实的成年人，往往都是龚楚这样的。
嘴里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
他们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沾光，而不能吃亏。
事实胜于雄辩，龚楚刚带队打了两个月不到的游击，就跑路了。
用行动印证了周恩来对他的评价。
如果龚楚就是单纯跑路，隐姓埋名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还能找找借口。
可这人主动投靠了陈济棠，先后担任“剿共 ”游击司令 、 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
残害了许多革命同志。
南方三年游击战期间，高级将领叛变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抓陈毅和项英。
龚楚也不例外，而且这人最阴险，手段最下作。
04
1935年10月份左右，龚楚开始谋划如何抓陈毅和项英。
龚楚叛变的消息当时还没有暴露，他就从粤军中选了几十名精干，假扮红军游击队。
他长期担任参谋职务，对红军的运转模式和习惯非常熟悉，而且自己还有中央军区参谋长的职务，此行是势在必得。
龚楚先从广东仁化方向逐渐往北山游击区靠近，等到靠近时，为了更逼真一点，跟粤军下面的队伍打了一场，演戏给当地组织看。
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没怀疑，一听参谋长带着游击队打退了敌人，高兴的不得了。
结果一去就被龚楚抓住了，随即叛变。
这两人叛变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操作得当完全有可能把整个油山游击根据地一锅端。
龚楚很阴险，他利用革命战友之间的信任和对组织的服从作诱饵。
以中央军区参谋长的身份，发出命令让北山区小队长级以上的干部，到龙西石这里开会。
再借助何长林的职务，让他写一封信给陈毅和项英，说龚楚已经到北山了，请他们见一面商讨，接陈项去湘南加强领导的事宜。
龚楚签了字，何长林也签了字。
除了他俩叛变这件事外，找不到任何缺漏。
项英跟龚楚的关系不错，二人在苏区时交流比较多，所以接到何长林的信后，项英很开心，就准备动身去。
但陈毅觉得奇怪。
他跟龚楚是老相识，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交流，很清楚龚楚是个眼睛长在脑门上的人，除了一两个人之外，他谁都瞧不起。
他如果在湖南那边混好了，怎么会单独跑到油山这边来请他俩过去？
陈毅不知道具体啥情况，双方又长达几个月没见了。
凭借对龚楚的了解，出于小心谨慎的习惯，陈毅劝项英等一等，先稳一手再说。
这是一种直觉，看人的直觉。
在上篇我们聊过，陈毅此前没有军权，博古跟李德根本就没给他军事职务。
直到遵义会议后，教员有了话语权，才点了项英、贺唱还有陈毅这三个人作为军委骨干。
把陈毅强行塞进了领导层。
让他们三，再选两个人组成军委。
贺昌在突围时壮烈牺牲了，剩下的核心就剩项英和陈毅。
而在留守部队初期的决策中，陈毅发表了不少事后看很正确的意见。
经过前期的磨合了，项英还是比较重视陈毅意见的，于是答应等一段时间再说。
这一等，就救了他俩的命。
05
龚楚见项英和陈毅不搭茬，担心再过几日就暴露了，决定先捞一网。
项英他们可以考虑不去，但像贺敏学（贺子珍哥哥）这些北山游击队长级别以上的干部，接到龚楚命令后，哪怕再有疑虑也得执行命令。
贺敏学觉得几个月前，项英和陈毅刚开完会说要分散打游击，现在又要求集合，不合常理。
但龚楚是贺敏学的老首长，既然老首长都发命令了，没啥说的就去了。
龙西石早就被布置成了铁桶一样的伏击圈。
整个北山游击区的骨干进入后，龚楚不装了，开始劝降，双方随即交火。
贺敏学身中三枪滚了出来，保住了命。
但五十多位党政军干部和游击队员当场牺牲，只逃出来几个人。
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期间有名的“北山事件”。
龚楚这个坏怂玩意，一叛变就把曾经的下属、同志们当成自己的经验包，亲手毁掉了一个游击区，杀害了这么多好同志。
随后熟悉红军布防习惯的龚楚，布置了很多暗哨和警戒人员。
再跟何长林带队主动去帽子峰找项英和陈毅。
半路上碰到了下山采购物资返回的侦查员吴少华。
吴少华认识何长林，也知道参谋长龚楚，可这支队伍怎么看怎么不对劲，等快到营地时，吴少华果断开枪示警。
陈毅和项英闻讯后，立即转移，才没让龚楚得逞。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陈毅从梅关转移后，想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真幸运，脱得劫难。
而是要冒生命危险重返北山游击区，整顿队伍。
北山被龚楚这么一搞，大小干部几乎损失殆尽，剩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整个游击区眼瞅着就要完了。
游击队没了主心骨，你防着我，我防着你，看谁都像叛徒。
当年陈毅和朱老总经历过赣南三整。
他很清楚，此时军心已乱，如不及时重振军心整理队伍，随时有可能瓦解。
部队一散就彻底完了，必须得有人出面整理北山游击区。
项英是党政军一把手，他有更重要的任务，不适合离开。
想来想去，能解决这件事的只有陈毅。
彼时陈毅的伤口已经反复几次发炎化脓了，行走很不方便，而且龚楚布置了不少岗哨，很危险。
但革命需要陈毅，他就义无反顾扛起了这份责任。
跟项英讨论过后，陈毅决定只带着几个警卫员回去，把这事情妥善解决了。
四大老总中，朱老总是红军、八路军总指挥，彭老总长期担任副总指挥，贺老总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
唯独陈毅陈老总没有特殊资历，是靠着个人魅力有了老总称号。
确实没的黑，有事他是真扛，还能扛得住。
南方三年游击战，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知道还有两年，可陈毅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这几年他们是如何坚定信心的？
又是如何解决穿衣吃饭问题的？
这些我们留在下一篇讲。
有没有命运一讲呢？
我觉得是有的。
你的面前出现了哪些选择，这就是命运的浮现。
有些选项你根本看不见，想选都没地方选，而有些抉择你不得不做，绕都绕不开。
时代机遇给出了选项，而做出选择的则是你的价值观。
二者合在一起，就叫命运。
陈毅最后能成为陈老总，除了立场、能力够硬之外，多少还得有点运气。
接下来陈毅又碰到了两次死局。
一次都把遗书写好了，结果侥幸跳脱。
另一次最凶险，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一个关键位置的同志叛变，要抢在和谈前截杀陈毅和项英。
陈毅不觉有诈，已经下了山…
未完待续
党史131 | 长征前夜决策：项英留，润之走 （下） （本篇中出现了两处错误：1、罗明并没有留下；2、“省委主席刘启照”应是省苏主席刘启耀。感谢“深山必有路”、“勤勉行远”等同志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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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号开号了，先做一点简单的视频，熟悉了准备开开直播，聊一聊党史和毛选，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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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134 | 陈毅凭啥能当元帅？南方三年的几件小事（中）
带刀客 2025年2月9日 18:47
上学时，学到陈老总的《梅岭三章》，惊为天人。
当时不知道陈毅是干嘛的。
只晓得能写出“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和“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的人，必定是个格局远大、才华横溢的大人物。
因为《梅岭三章》，我还费了不少心思，弄到了陈老总的诗集。
当我迫不及待翻开诗集，想要欣赏陈老总其他佳作时…
才发现陈老总太偏心，把自己一生大部分的诗词才情，都分给了《梅岭三章》。
后来读了党史，才明白《梅岭三章》为啥是陈老总的巅峰之作。
这是陈老总的绝命诗。
真正动人的不是诗句，而是绝境中挺立的革命脊梁。
后来人们总说万里长征是史诗般的壮举，却鲜有人知晓，在南方密林深处，那场持续三年的游击战同样是一场用血肉与信仰书写的传奇。
没有雪山草地，只有更漫长的黑夜，没有千军万马，只有更孤独的坚守。
01
人心离散，囚徒困境
龚楚叛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的一个转折点。
这老小子作为总参谋长，对红军的各种习惯和部署太熟悉了。
他叛变后，不仅直接毁掉了北山游击区的领导体系，还差点抓住陈毅和项英。
最为致命的是，龚楚动摇了军心。
红军主力走了之后，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在止不住的疑问：未来在哪？
这么大一个中央苏区都失败了，他们这点人还在谈什么坚守，谈什么革命胜利，难道不可笑吗？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条件困难倒是其次，关键是看不到希望。
人是一种需要安全感的动物，手里的牌越少，就越需要。
你让我坚持下去，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过去大家的疑问还处在潜意识里，结果龚楚这个高级干部叛变了，让大家不得不面对内心的拷问。
龚楚叛变就算了，叛变后还搞了个回马枪，假扮红军利用战士之间的信任，把人骗过来杀。
经过他这么一搞，整个游击区人心惶惶，战士们想着总参谋长都叛变了，可见没希望了，投降算了。
比如有的战士讲怪话:“打南京上海打到这个山上来了。”
老是说什么高潮要来了：
呦呵，原来“革命高潮就在这个山上。”
有些战士听到很生气，说这是反革命言论，要坚决斗争。
陈毅能怎么说？
陈毅只能安抚，大家都待在山上没有啥娱乐，讲讲怪说，发发牢骚能理解，不准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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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要上纲上线，保准立马散伙。
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就会直接演变成取消主义，进而演变成溃散，当年井冈山上的红29团就是由于管理不善散掉的。
坚定革命不想投降的，还要时刻提防身边的战友投降。
战士们害怕担心，担心那个昨天还勾肩搭背一起撒尿的战友，今天就成了引诱你进陷阱的“龚楚”。
你怀疑我是叛徒，我看你像反革命。
放哨上厕所都要三个人一起，免得有人叛变，打黑枪。
信任链一旦被打破，隔阂，猜疑，就一定会发生。
当猜疑发生之后，不信任就会堆积，精神环境就开始恶化，趋利避害的本能就会把好人推向反革命。
这个问题不解决，不需要敌人围剿，组织从内部就垮掉了。
我们代入一下，假如你是陈毅和项英，怎么打破这个猜疑链？
到了这个时候，再跟基层战士和普通干部讲一些“为了革命”之类的空话大话，完全不起作用。
唯一能做的就是认清现实，尊重人性，尊重利益。
陈毅讲的情真意切。
现在能留下坚持下去，就是未来的革命骨干，党还是需要我们的。
身体弱的，耗不动的，也可以出去。
出去后，如果落在敌人手里，只要不翻脸无情，日后还能好相见。
想回到家里去休养的，只要不背叛革命，我们也能理解，不反对。
至于陈毅他们这几个头子，是啥打算呢？
一瘸一拐的陈毅，拄着拐棍讲得铿锵有力，我们几个头子带着几百人，在大山里跟敌人周旋，游击战争坚持打下去，终归还有前途。
“不要看我面黄肌瘦，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
有人一听这话，立马接茬：“你都能坚持，我们凭啥不能？”
接茬的人是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
随后宋生发讲述了陈毅大腿骨折手术的事，讲陈毅就是拄着拐打游击的，前些天还在前面那片密林里处理化脓的伤口，挤出来一堆脓血。
哪怕这样，他还是每天爬山过水，在敌人的围剿中到处穿插，打游击。
宋生发最后带着哭腔说： “他都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大部分战士听到这里，焦虑的心情开始平复，革命信念也逐渐变得坚定。
此时，一个叫刘燕青的战士站出来现身说法。
他是侦查班班长，在一次侦查任务中，脱离队伍回家了，回去之后待不住，冒着杀头的危险又跑了回来。
陈毅没有怪罪他，重新接纳了他。
刘燕青说自己出去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反而更加害怕和孤单。
出去后，没有过上想象中安稳的日子，白军可不管你是什么来头，看到了人就一梭子弹打过来了，身边没有战友配合，走路都提心吊胆。
好不容易回到家，家里也被白军破坏的不成样子，时常还来搜刮，面对盘问和欺压只能忍受，不能反抗。
最难受的还是脱离组织后的种种不适。
离开了组织，“就像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无依无靠，空虚、害怕，就又冒着杀头的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这就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胁之以灾。
项英后来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几个领导人能不能以身作则。
他和陈毅就是脊梁骨，只要他俩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能保持艰苦作风，能及时给出领导指示，很多同志就能跟着坚持下去。
经过初期的动荡后，后期叛变投敌出走的人，就很少了。
02
组织涣散
人心思变，只是陈毅他们当时面对的一个难题。
等队伍基本稳住后，陈毅和项英又发现，队伍有严重的土匪作风倾向，还有强烈的取消主义思想。
如果不严加管理，队伍只有两个发展前途：
要么会发展成真正的土匪，要么就被敌人全歼。
啥叫土匪作风呢？
土匪啥样游击队就啥样。
今天缺吃的了，就找个机会下山，让群众带路找个地主打秋风。
吃饱喝足之后，带着金银财物和各种资源上山猫起来。
啥时候东西吃完了，再重复这些操作。
党的工作不愿做，群众工作也只求群众不反对自己就行，混一天算一天。
按照这样的玩法，迟早变成真土匪。
南方初期的游击战，还有不少反常识的现象。
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打游击一定会过着艰苦的生活，而领导游击队伍的领导也都是吃苦耐劳的干部。
其实不是。
你不要以为所有干部，都像陈毅这样对自己要求极高，能做自我批评，还吃苦难耐作风顽强。
实际上，大部分干部都有明显缺点。
不能接受批评，贪图享乐，生活腐化，哪怕在革命初期这些现象也屡见不鲜。
在报告里，项英提到他跟陈毅在油山游击根据地是不受待见的外来户。
比如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根本不以同志态度对待陈毅和项英。
“他同我们一路不便大吃大喝，自由行动，甚为不愿，屡屡要求随队伍行动，公家无伙食，就设法逼我们带来的钱。”
李乐天作为当地一把手，生活腐化现象很严重。
陈毅跟项英的腰间都藏了金子，但他俩从不乱花党的经费，对食物的态度是能吃就行，三天饿两顿是常有的事。
而李乐天作为特委书记，动不动就搞只鸡吃，偶尔还要搞点小酒喝喝，穿也要穿好的。
陈毅最看不惯这种现象，以前在井冈山时就曾批评过林彪不能吃苦，经常吃鸡。
但在特殊时期，陈毅不好直接批评李乐天，只能拐弯抹角的教育争取李乐天等人。
要是话说重了，人家就要甩脸子。
说起来不可置信，地方干部敢给中央大员脸色看，还想着法的挤兑项英，从他哪里搞钱。
要不是项英在报告里提起这些，我也不信。
其实项英早都发现了，李乐天等人偷偷把地方的钱埋起来不用，故意从他这里套取经费。
为了不激化矛盾，一直忍着没有挑开说。
最后实在没办法，为了避免跟李乐天等人摩擦加剧，领导机关被迫只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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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英到了信康赣地区后，原本想着这地方的干部是红军主力出发前，从中央苏区派出来打游击的，作风要良好许多。
结果让项英大吃一惊。
短短一年不到，这些从中央苏区派出来的干部，在生活腐化方面有些比李乐天还要过分。
“我们初到几天，只见鸡鸭鱼肉大批地吃，有了新的菜，就是吃了饭还要弄好白吃，简直无荤不下饭。”
鸡鸭鱼肉是怎么来的？
都是拿公家的钱去买的，妥妥的公款吃喝。
项英批评他们，他们还不服气，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打游击战争应当吃好”。
条件原本就如此艰苦了，凭啥还不让吃好喝好？
有一个叫王龙光的干部，他动辄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吃补药和有滋养的东西。
实际上，据项英观察他比任何人的身体都强些，只不过是借口大吃大喝。
人性这东西，就像农家的院子，一天不扫就有落叶，三天不扫就垃圾遍地了。
不要老是问对方，你为啥变心了，这没有意义。
如果你想做事，就要问自己有没有为对方提供一个变好的环境。
为什么要问自己？
没有为什么，谁想把事情做成，问题就是谁的。
所以陈毅和项英选择跟他们分开，现在提供不了好的环境，那就先避免矛盾激化。
这才是做事的态度。
03
尊重人性，尊重利益
为什么李乐天等人会如此？
主因是内在水平不够，对革命没有清醒认知，就很难有坚定的信仰。
其次跟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像李乐天这样的地方干部，在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了很强的游击习气。
所谓游击习气浓厚，就是指光顾眼前利益，不在乎长期利益。
你想想，这种思维惯性是怎么产生的？
跟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一样，游击队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要解决饿肚子的问题。
每天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解决基本物质问题上了。
你不解决就要忍饥挨饿，就要听肚子咕咕叫。
你每忍受一分钟，身体分泌的相应化学信号就会多一丝。
最后强烈的原始本能会占领你的大脑，驱使你急功近利，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填饱肚子再说。
经费能在今天花，就不留到明天，肉今天能多吃一口，就不省到明天。
什么工作好做就做什么，稍微长远一点，困难一点的工作，爱谁做谁做，反正我不干。
环境驱使他们围绕短期利益转。
如果自制力差，不能克服缓解这种阻力。
长期以往，就会形成一个急功近利的头脑，游击习气也就养成了。
游击主义继续发展下去，核心难题就越发突出，进而演变成取消主义。
在中央苏区失败后，李乐天对革命前途深感悲观，不相信自己的工作真的能改变啥。
他信誓旦旦的讲：“这个游区久远不可能变为苏区。”
要是变成了他就不当这个书记了，任凭组织调到其他地方。
不愿意相信革命胜利，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啥意义，这就是取消主义。
自己取消了革命前途，取消了自己的工作意义，取消了胜利的可能性。
最后只是被惯性裹挟着往前走，啥时候受阻啥时候停下。
过去是这样工作生活的，在没有其他好选项前，就还继续这样的工作节奏，混一天是一天。
他们一方面没有背弃革命，另一方面对革命又没有信心和热情。
这种状态，本质上是放弃了主观能动性。
革命是死中求活，不断探索极限可能性的壮举。
这种工作要是没了那点不服输的心气，最后的前途必然是被敌人消灭，没有一丁点悬念。
革命不容易。
想要取得革命成功，你需要解决一百个问题。
但只要放任一个问题不管，革命就会失败。
好在陈毅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没有妄动，成功抓住了队伍。
人不能自私到默认所有人都不自私。
在革命低谷时期，陈毅之所以能把队伍抓住，就在于他尊重人性，理解人有自私的一面，也从不以自己为标准要求其他人。
所以刘燕青他能接纳，李乐天他也能接纳。
古人讲，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
红军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穷苦大众。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缺乏教育，缺乏资源，缺乏指导，有缺点是正常，没缺点才不正常。
要是论心论迹，所有人都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斗，革命还干不干了？
革命想要成功，就少不了李乐天这样的干部。
你要做的不是一杆子全打死，而是努力争取教育，让他们变得更好。
能把反对你的，变成不反对，是本事；
能把不反对你的，变成支持你，同样是本事；
能把支持你的，变成能帮你做事的人，更是大本事。
我党就是依靠这些所有人都瞧不上的穷苦大众，完成了革命，赢得了全国政权。
这就是本事。
04
先有好群众，才有好红军
陈毅跟项英在领导南方游击战争时，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
他俩很清楚地认识到，游击战能打下去的最根本原因，不是他们能吃苦，也不是他们对信仰有多坚定。
而是有群众的支持。
这不是假大空的话，这是事实。
南方三年游击战，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安徽、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八省，以及15个地区活动的红军游击队。
说是游击队，形式上其实跟土匪没啥太大区别，天天就是满山跑，跟“剿匪”部队斗智斗勇。
南方的山里，确实有野猪、草果之类的东西，但这些玩意只能偶尔充饥。
这么多人都在山里，要是全靠野外生存那一套，不要说三年，三个月就垮掉了。
部队赖以生存的食物、信息，基本都靠老百姓供养。
没有老百姓，就没有饭吃，没有老百姓支持，就没有红军。
过去队伍里有实质的土匪作风，有浓厚的游击习气，还有严重的取消主义思想。
这些东西的存在，直接危害到红军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当时游击区里的老百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家里出了红军的百姓，这是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基本盘；
一类是同情红军的，他们是红军可以争取的部分；
还有一类是帮着反动派的，他们帮白军通风报信，看到红军就跑。
游击队要想在山里生存下去，就要巩固基本盘，努力获得更多中间群众的帮助。
在土匪作风的影响下，下山打土豪，不维护群众利益，不解决群众的难题，不走阶级斗争路线，啥东西都先顾着自己。
群众工作也不愿意做，还经常吓唬群众。
老百姓又不傻，你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好，有没有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心里跟明镜似的。
骗谁都不要骗老百姓。
游击队作风开始腐化后，除了基本盘之外，原本处于观望的老百姓，开始把红军当成白军一样对待。
等到老百姓彻底疏远红军时，就是失败之时。
为了扭转不良习气，陈毅跟项英身体力行。
先是转变领导方式，将精力转移到解决实际问题，反对空泛的论调。
“改用活的领导，帮助下级干部，建立经常的巡视制度，实际去了解和指导下属工作。”
当时最让陈毅和项英头疼的是干部没有一丁点自我批评精神，一说就炸。
凡事都是别人的错误，跟自己没有关系。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擅长政治工作的陈毅，做了很多工作，化解了不少潜在的矛盾。
他经常用闲谈的方式，绕圈子的说法和暗示干部，委婉的争取他们。
最重要的还是领导自生硬，
无论在斗争中、在生活上、在纪律上，领导都能成为模范，才能让其他人心服口服。
05
洞悉人心
比如说对黄金的处理。
金子是党的经费，陈毅和项英平常就缠在腰间，冬天时穿的多尚不明显，一到夏天，腰间就鼓囊着。
有些战士看到后，在爬山时借机扶陈毅，却伸手往他腰间摸，一摸到小块硬物就知道了这是黄金。
陈毅通过这些小动作，还有战士们偶尔往他腰间一撇的眼神，很清楚这是有人起了心思。
困境在考验每一个人，而人是不能考验的。
财帛动人心。
战士们要对抗自己的贪心，接受内心的拷问，而陈毅则要时刻提防背后的黑枪，考验他对部下的信任度。
这种互相考验的局面一旦形成，最后势必会摧毁来之不易的信任。
一个注定无法长久维系的状态，会让人如坠冰窟，心生恐惧。
陈毅心胸宽广，可并不意味着他不怕被人打黑枪，哪怕张国焘那么莽的一个人，照样怕贺老总的冷枪。
更何况，陈毅已经清楚有人起了心思。
怎么办？
陈毅不亏是能当元帅的大佬，只用一招就把危机化解了。
他先将战士们集中起来，随后把黄金全部摊在桌上，直接挑明，这是党留下来的经费。
“党要我保管，我从来一个都没敢乱用。”
有战士小声说：“老早就晓得了。”
陈毅没有接茬，只是环顾四周，很坦然的讲， “万一我被一枪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回来。这是党的经费，人牺牲了无所谓，钱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部队的发展也要靠这笔钱。
今天我把黄金拿出来，就是为了保护党的事业不受伤害。
为了避免风险，陈毅公开建议把黄金分开背。
这番言行向众人释放了一个信息：我无条件信任所有人。
哪怕是黄金这样珍贵的事，也愿意跟大家敞开，不仅敞开信息，还愿意把保管党的经费这个任务，分摊给大家。
这就打破了囚徒困境。
类似这种事，在这三年中多不胜数。
客观来讲，陈毅在维持队伍这件事上，已经很努力了，解决的各种问题多如牛毛。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坚持到最后，就一定能胜利。
最后是谁给了陈毅他们生机？
其实是国民党，是老蒋自己。
下篇讲那个差点困死陈毅的“碉堡专家”，讲陈毅他们在山里具体的生活，以及最重要的，老蒋最大的失误。
…
（下周四之前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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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135 | 陈毅凭啥能当元帅？南方三年的几件小事（下）
带刀客 2025年2月13日 22:08
上一篇： 党史134 | 陈毅凭啥能当元帅？南方三年的几件小事（中）
按理讲，陈毅是很难活下来的。
1934年8月，兴国老营盘一战，陈毅右胯骨被炸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
此后一个多月，由于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X光机的电源，一直没给陈毅做手术。
直到红军长征前夕，陈毅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电源问题才得以解决，把骨折手术做了。
结果周恩来却告诉陈毅：
“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
就这样，陈毅被留下来了打游击。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要说像陈毅这样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瘸子，哪怕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都很难活下来。
在中央苏区地位仅次于项英和陈毅的贺昌，在突围中受重伤，举枪自尽。
还有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闽赣军区司令员毛泽覃，同样在突围中牺牲。
以及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中央留守大员瞿秋白， 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红十军团的刘畴西和方志敏，以及寻淮洲等。
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像割麦草一样，成批成批牺牲在南方三年的游击战场上。
这些健康的人都牺牲了，为何陈毅这个连走路都成问题的人，反而活下来了？
无他：幸运。
陈毅为什么能当元帅？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活下来了，活到了最后。
南方八省游击队要给一个元帅，那这个人必然也只能是陈毅。
开国十大元帅，八路军出了9个，新四军只有一个陈毅。
他是一面旗帜。
有他在，南方三年那段历史，那些牺牲在南方密林不知姓名的人，才不会那么快被人遗忘。
01
尽人事，听天命
南方三年有多苦？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讲：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赣南游击词》
陈毅写这首词时，是1936年的夏天。
这年春天，李乐天和曾纪财等干部被叛徒出卖牺牲；
这年冬天，陈毅在山上差点被困死，最后的遗愿就是把《梅岭三章》留下来，以明其志。
当陈毅费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把诗留在衣底后，结果敌人却主动退了。
成大事的人，多少都有点气运在身上。
人这一辈子，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全在个人努力拼搏。
时势造英雄，关键时刻有没有这点运气，天地之别。
无巧不成书，没有奇迹，就算不得传奇。
当年教员在汉口开完八七会议后，奉命去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半路上被民团抓住。
那时白色恐怖正是顶峰，共产党人一旦被抓，就会被枪决，没有半点转圜好讲。
教员被抓后，要被押往民团总部跟其他人一起枪决。
路上教员想办法自救，试图用几十元大洋贿赂押解的士兵，士兵把钱收下了，也答应了。
但你以为教员就这样轻松得救了？
哪有这么简单。
士兵收钱后确实想放了教员，结果队长却不干，就是要枪毙教员。
教员路上想，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天无绝人之路，直到距离民团总部大约只有200码（不到200米）的地方，押解人员松懈了，教员瞅准一个机会，撒开腿就往树丛里跑。
几十人在后面追，那个小队长还发动周围的农民一块找，非要找到教员不可。
教员就藏在一处高地的草丛里，却始终没人发现。
“有许多回，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有一两回，他们差一点就能碰到我。好几回我都放弃了希望，觉得自己肯定会被他们再次抓住，但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
这群人到了傍晚都没有找到教员，才只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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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到建国后的高级干部，哪个身上没有几件这样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
但相比之下，陈毅在南方三年遇险的经历确实过多了一点。
第一次生死危险是龚楚和何长林叛变带来的。
第二次是余汉谋搜山。
…
02
**八省十五区
**
南方八省游击队，是哪八省？
分别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东、浙江、福建还有河南。
但你注意，游击队不是一省一个。
当年留守红军活动在各个省之间的交界处，共有十五个比较大的游击区。
所以叫八省十五区。
（私下里，我更喜欢用“ 八个人，十五个群 ”记这个事。）
相对应的，老蒋在围剿红军时，将闽赣两省划分为12个“绥靖区，后来又在鄂豫皖地区增加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分区“清剿”。
1935年7月，又成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要一举扑灭南方各红军游击队。
陈毅和项英他俩代表的是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统领各个游击区。
从河东突围时，他俩带着总部机关转移到了油山，一直在赣粤边游击区活动。
赣粤边特委书记是上一篇提到的李乐天，他是这一个游击区的老大。
而国民党那边负责清剿赣粤边游击区的人，是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
余汉谋本来是粤军老大陈济棠一手栽培起来的嫡亲和亲信，但在第一次粤桂战争时，余汉谋被怀疑有“倒戈之嫌”，一度被陈济棠扣留，双方的友谊小船从此就翻了。
此后，余汉谋的第一军被放在赣南“剿共”，实际上是给广东看大门。
红军长征之后，余汉谋把自己的主力撤到了大庾、南雄一带布防，防止老蒋的中央军进广东。
不久后，陈毅和项英转移到油山，余汉谋得知后很高兴，没想到自己坐冷板凳，都能撞上两条大鱼。
龚楚叛变，余汉谋给了他很高的职位，寄希望于这位前红军高级干部帮自己抓陈毅和项英。
龚楚跟何长林叛变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往陈毅和项英所在的帽子峰包剿时，碰到了下山买米返回的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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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员认识何长林，也知道总参谋长龚楚，起先没有怀疑，就带着他俩去找陈毅和项英。
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交通员的怀疑，龚楚手底下的国军为了安全，把这个交通员的枪缴了。
交通员据理力争，说“既然都是同志，为什么缴同志的枪？”
龚楚不好反驳，让人把枪还给他，结果假扮红军的国军还给交通员一把小队长的枪。
这是此前龚楚引诱残杀北山游击区小队长以上干部时，缴获上来的枪。
交通员一看到这把枪，再联想各种不对头的事，就对何长林和龚楚起了疑心，再通过仔细观察，认定他们这一伙就是叛徒，所以在见到项英的警卫员后，果断开枪警示。
陈毅和项英一听枪声，立马从山的另一边撤退了，逃过一劫。
龚楚的作用废了之后，余汉谋不死心，继续加大清剿力度，力图抓住陈、项。
双方的斗争不是围绕战场展开的，而是围绕群众和资源展开的。
陈毅他们在山上活动时，主要物资都来自群众，脱离了群众，红军是无法长期在山上生存的。
余汉谋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对同情红军的老百姓下死手。
国民党威胁群众说，凡是窝匪、通匪、济匪、当匪者杀无赦，一家有一人革命，杀全家；一庄有一家革命，烧全庄。
杀到后面，老百姓学精了，哪怕支持红军也不表现出来，只在暗地里给红军输送物资和传递情报。
于是，国军又转过头搜寻同情红军的百姓。
03
最好的群众
一个村子里那么多百姓，反革命怎么知道谁支持红军？
你不要以为白军都是任由红军和老百姓戏耍的蠢材。
他们的确坏，却不蠢。
为了把庄子里跟红军有联系的群众区别出来，他们有诸多办法。
最常见的就是坏分子举报，其次是叛徒指认，何长林叛变后，就指认了许多革命群众，害死了很多人。
当明面上的革命群众被抓完后，他们开始搞欺诈。
先是模仿游击队的声音，半夜到老百姓家去叫门，“老乡开门呀，我是红军。”
有些群众真以为是红军，一开门，就见几个一脸阴谋得逞的国军，站在门外阴狠狠的笑。
随后就是惨无人道的屠杀和酷刑。
那种不知门口站着什么人的恐惧感，光是想一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而这群反革命喊门的办法有很多，想着法的欺骗试探群众，只要群众把门打开了，就是证据确凿的通匪罪名。
有时候还搞突然袭击。
突然出大部队包围一个庄子，挨家挨户的搜。对一些可疑的庄子，搜完了明面上离开，结果是虚晃一枪，半夜又回来，搞个回马枪。
明的暗的手段，不知道用了多少。
据陈毅回忆，还有白军假扮成受伤的红军，拄个拐棍，打扮的十分可伶： “老大娘，阶级友爱呀，行行好吧!”
谁要是伸出了友爱之手，动了恻隐之心，立马就会被抓到牢房里，严刑拷打，逼问红军的落脚地和其他革命群众。
经过斗争后，群众也有反击手段。
老大娘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就跟着演戏，立马伸手抓住，一面“死土匪、活土匪”地骂，一面就鸣锣集众，将那个假扮红军的白军，往死里打。
等群众打够了，才往国民党的乡公所送，“报告连长大人，我们抓住土匪了。"
连长只好捏着鼻子吃哑巴亏，还不得不奖励群众。
等到后面，这套方法也不顶用了，余汉谋就采取了更为毒辣的“移民并村”、“封坑搜山”等手段。
他们将群众全部强迫出境，一切粮食均要搬出，如若不肯出去，即以通匪论枪决。
群众被转移山边山外比较大的村庄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不许群众互相往来，以与红军彻底断绝联系。
老百姓要是不在限定日期里出山， “以后在山内见有人即以匪论枪决，使我们陷在无人无粮的空山中。”
群众被赶出山后，余汉谋又开始在各个要道派兵巡察埋伏，一边阻止游击队出山，一边派部队在上山搜索。
这套办法切断了红军跟老百姓的联系，
确实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困难。
04
群众的援助
为了防止进山的敌人定位到游击队在哪。
游击队在山里活动时有许多禁忌，不能留下脚印，烧火不放烟，不打灯，讲话要小声，行夜路不说话等。
有时“为了消灭脚印，走过的草都得扶起来。”
下雨天时行动反倒方便，走在水里就行了，“不过不能丢失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敌人就要跟踪而至了。”
陈毅后来回忆，这段时期他们在山里很困难，常常没有粮食吃，山里能找到什么吃什么。
有时候幸运能抓住野猪、鹿，就能吃顿肉，但在山里以防敌人发现不能放枪，抓野猪很难。
平常就靠野竹笋、野杨梅各种野菜充饥。
偶尔抓条蛇，就当改善伙食了。
陈毅说最好吃的还是蜂蛹，马蜂的蛹不管是炒着吃，还是烤着吃都很香。
尽管陈毅他们在山里已经很努力地活着了。
可要是没有粮食，光靠野物是坚持不下去的，还是得想办法跟敌人斗争，要跟群众联系上，才能坚持下去。
当初搞移民并村时，不少群众干部都混进去了。
农民的生活很苦，一天不工作就很难养活自己。
余汉谋把山里的群众都聚在一起，不让他们耕种，进山砍柴、找北菇，住也住不好，吃喝拉撒睡都成问题，给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
干部就利用种种不便，发动群众跟白军斗争，要求进山。
群体的要求是真实的，困难也是真实的，白军也知道不能长期阻止群众生产，于是答应在民团的看护下，可以分批定期进山里砍柴。
于是群众就利用进山砍柴的机会，把粮食藏在用来挑柴的竹筒里。
进山之后，群众就把竹筒扔到草丛里，再砍一根新的。
这样就把粮食送到了山里，送给了山里的红军。
为了红军，群众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冒着生命危险跟敌人斗智斗勇，都要想着法的给红军援助。
放眼全世界，你在哪能找到这样的好群众？
除了中国人民，你在哪都找不到。
外国人很羡慕中国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羡慕中国人有这样好的人民子弟兵。
可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的感情，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培养起来的。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
但狡猾的敌人，还是发现了竹筒的秘密。
他们知晓了群众这种运输物资的方式后，引而不发，反而效仿学习。
他们弄一些竹筒装上粮食，有时候很舍得的弄一块肉，丢的到处都是。
这是唱的哪一出戏？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余汉谋等人最苦恼的不是打不过红军游击队，而是找不到游击队在哪。
他们自己丢的竹筒，知晓位置，再定时去检查。
一旦发现竹筒不见，粮食被取走了。
立马就会包围一个山头，想要用这种办法抓住游击队。
敌人轻视了游击队的小心谨慎。
敌人是在钓鱼，抓到抓不到都不影响脑袋，但陈毅他们是在生死边缘游走，一丝一毫的疏忽，都会导致脑袋搬家。
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
革命是非常谨慎的事情，无论是转移还是获取食物，动辄就会牺牲一个战士的生命，甚至一个队的，甚至一个游击区全部的游击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游击队的大事，就在获取资源上了。
这样的事，不可不察。
陈毅他们碰都不碰那些有异常的竹筒。
只不过有时候肉被山里的猛兽叼走了，也会引来一群追兵严密搜索一番，搞得游击队不得不搬家。
小心驶得万年船。
05
牺牲不可避免
1936年初，眼瞅着春耕的时间都要过去了。
群众再也不能忍受了。
敌人也知道不能耽误春耕，于是打算把群众放回去耕种。
但在放回去之前，他们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搜山行动，把群众都编织起来，就像梳头一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过，势要把游击队逼出大山。
陈毅他们也有办法应对，先提前组织一个六十多人的大队，绕道敌人的后方。
等敌人开始搜山后，再配合隐藏在群众中的干部，跟敌人斗争。
具体办法就是后方游击队闹出动静，制造出游击队不在山里，早进入后方的假象。
然后群众借此跟白军斗争：
“现在他们抄到我们家里去了，我们不抄了，要回去保家。”
群众的斗争方法合适，反动派没有办法，抄山仅仅抄了两天就不得不将群众解散，回到外面对付游击队。
1936年春，敌人的搜山大行动，算是被游击队打破了。
但此次搜山，敌人还是达成了一些破坏目的。
先是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
他跟项英和陈毅汇报完工作后，在返回游击区的途中，路过一个村子歇息，却不料这个村子里有个坏分子，向敌人举报了李乐天的动向。
饭还没有吃完，一群国民党军就包围了这个李乐天所在的房子。
在战斗中，李乐天腿部中弹。
见此，他没有投降苟活，而是命令其他同志走，几枪打死几个敌人后。
李乐天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为革命英勇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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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聊了李乐天的缺点。
但李乐天用他不屈的行为，再次教育了我们：
有缺点的战士终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
李乐天牺牲后，敌人又在几个叛徒的带领下，杀害了我们许多群众干部和革命群众。
其中就包括此前提到过的曾纪财。
1936年2月，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曾纪财，在传达特委关于反“搜山”部署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抓捕。
曾纪财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意志顽强，信仰坚定。
哪怕是对下属极其严苛的项英，也在他的报告中多次夸奖曾纪财工作出色，是优秀的群众干部。
曾纪财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逼问他陈毅和项英等人的下落，让他指认革命群众和战友。
哪怕全身被折磨的没有一块好皮了，曾纪财也一个字没透露，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英勇就义。
哪怕再小心谨慎，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革命。
06
两广事变
经过敌人的几番破坏了，群众和红军干部都出现了很大损失。
然而在1936年6月左右。
在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清剿”游击队的粤军突然撒走。
陈毅和项英等人一时没有搞明白发生了啥事，最后通过报纸才清楚，原来是爆发了“两广事变”。
陈济棠、李宗仁跟老蒋干起来了。
教员讲的一点也没有错：
“ 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在陈毅他们山穷水尽之时，是老蒋自己给了他们喘一口气的机会。
1936年5月12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在广州逝世。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一向以孙中山的左右手和继承人自居。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掌权后，胡汉民被排挤的严重，就靠边站了，所以胡汉民长期站在老蒋集团的反对派，又因为他元老的身份，许多反对老蒋的势力，都聚集在胡汉民旗下。
他依靠两广实力派，建立起西南的反蒋基地。
而陈济棠和李宗仁也凭借胡汉民的威望，在西南成立了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跟老蒋的国民政府对着干。
双方原本搞得有来有回，结果胡汉民一去世，陈济棠就感觉时局不对味了。
在胡汉民去世第二天一早，老蒋迫不及待给陈济棠发消息说，请兄速来南京商讨大计。
陈济棠一听这话，就晓得老蒋在离间他跟李宗仁的关系。
**分化收买是老蒋的本命技能。
**
但唇亡齿寒的道理，陈济棠还是懂的，他跟李宗仁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从文斗，升级到武斗。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还有白崇禧公开反蒋，成立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要跟老蒋的中央军硬碰硬。
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几乎所有反对老蒋的武装势力，打出来的旗号都跟抗日有关。
1933年，冯玉祥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3年十九路军事变，蒋光鼐、蔡廷锴打出来的宣言也是 “ 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
老蒋自己不敢打出抗日旗号，给了其他反对派反对他的理由。
如果老蒋自己早点扛起抗日大旗，那就是众望所归，其他势力在老蒋面前先天就弱了一头。
老蒋明知中日必有一战，却非要学习曾国藩，在抗日这件事上犹犹豫豫。
最后国人对老蒋越来越失望，这才给了红军生存的机会。
没有率先一步抢占抗日的道德制高点，是老蒋最大的失误。
不仅延安因此获得了转机，陈毅他们也因此坚持到了胜利。
两广事变解决的很快。
老蒋虽然在大事上墨迹，可他对付军阀的手段那真是快准狠。
陈济棠这边刚起事，老蒋那边就买通了余汉谋。
余汉谋最终还是倒戈了，随后空军也倒戈，陈济棠对部队失去了控制权，两广事变也就结束了。
前后不过一个多月。
项英和陈毅却借这一个多月的空窗期，得到了喘息机会。
然而两广事变后，余汉谋不来围剿陈毅们了，换人了。
换上了“碉堡专家”：46师师长戴嗣夏。
07
梅岭三章
戴嗣夏这个人有点来头。
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及陆军大学，跟湘军将领周磐是老乡和同学关系。
周磐麾下当时有两个营长，一个是戴嗣夏，另一个是彭德怀彭老总。
周磐成为独立第五师师长后，准备提拔一营长彭老总为一团团长，结果戴嗣夏托关系成了团长。
但戴嗣夏有个毛病。
每到要打硬仗的时候，他就请假，跑得比兔子都快。
彭老总评价他“贪财惜命”。
北伐军打武昌时，这么关键的攻坚战，这货竟然临阵跑了，彭老总因此被火线提拔为一团团长，成了彭老总日后发动平江起义的班底。
但戴嗣夏毕竟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工作还是很好找的。
后来跟着戴岳混，还真被他混出了一些名堂。
当年教员领导中央苏区红军打反围剿，捉到了张辉瓒，这个张辉瓒就是戴嗣夏的领导戴岳的领导。
他俩鬼精鬼精的，没有进入伏击圈，回去后还写了关于改变进攻红军策略的册子，提出要用碉堡对付红军。
就为此，教员还在 《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到了戴岳一嘴。
老蒋也因此很欣赏戴嗣夏，封了他一个“碉堡专家”的名号。
戴嗣夏打仗是真不行，可他搞碉堡战是真的很在行。
他来赣粤边“清剿”陈毅和项英后，先是带部队到大山里乱转，试图寻找游击主力决战。
这种幼稚的做法，自然没有作用。
随后戴嗣夏就开始专心搞碉堡战，包括余汉谋此前用过的方法他也用了。
但他更高级。
比如把所有壮丁都编入“铲共义勇队”，取消民选的保甲长，全换上最反动的土豪、富农。
同时在每一个保（一百户人）都设立了办事处，还给保长发津贴，让保长专职负责请查群众。
还设立了奖赏体系，上交子弹、武器、抓住发现红军都有不同的奖赏。
最狠的一招是在关键的路口和要道修建碉堡。
戴嗣夏把正式部队都放在关键要道，所有经过的群众都要经过检查，禁止携带任何物资上山。
余汉谋搞移民并村，很容易激化矛盾，所以屡屡被红军破坏，封锁线很难维持较长时间。
戴嗣夏这一套就不同了，可以长期运行，大大延长了封锁时间。
1936年11月，有一个叛徒告密，指出了陈毅所在区域。
戴嗣夏立马带人将那个区域用这套方法围起来，不准任何人出入，不准任何物资进山。
他也不上山，就死命围。
陈毅在山上一个洞里躲了二十多天，那真是弹尽粮绝，走投无路，而且看不到任何逃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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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当年藏身的洞
就是在这样一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毅写了《梅岭三章》。
结果在12月中旬的一天，戴嗣夏和此前余汉谋的部队一样，突然撤兵了。
陈毅莫名其妙又躲过一劫。
张学良发动兵谏，将老蒋扣在了西安，却没有想到救了远在万里之外的陈毅。
戴嗣夏这货一听蒋委员长被扣了，为了表忠心立马集结部队，出去摆样子去了。
但这远远不是结束。
黎明前的夜最黑。
08
差点倒在黎明前
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老蒋一边跟延安谈判，一边要下死手彻底清除南方的红军。
这次不搞什么搜山了，上面拨了大量经费下来，直接开始砍山、烧山。
戴嗣夏这次派出了很多部队，分成多支，分别去不同的山头抄山，放火。
1937年初山上太冷，又没有吃的，项英就带着几个人窝在一个庄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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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恰巧碰到清剿部队到这个村子，项英几个人就躲在屋子跟后山的中空，白军讲话声音都能听见。
正当项英准备爬上去到另一个山头时，却看到对面山也有敌人，左边还来了一股敌人。
那场景是真危险，稍一不注意就跟敌人直接撞上了。
有人讲直接打吧，说不定还能冲出去几个人。
项英这个人确实能沉得住气，不让打。
就坚持待在原地死不动，一直等到左边敌人走开，他们慢慢爬过山脊，然后在山里爬了一整夜才逃脱。
不是非做不可，那就不要做。如果非做不可，那就不要犹豫。
项英这波的操作，确实可圈可点。
陈毅那边也遇险。
1937年5月份左右，距离七七事变只差两个月不到了。
站在上帝视角看，眼瞅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要结束了，而经历过西安事变后，陈毅此时也急迫想要跟中央联系上。
结果一个叫陈海（宏）的叛徒在关键时刻叛变，利用了陈毅的急切心理。
陈海这个人很滑头，他是一个军团遗失的干部，跟陈毅和项英接上头后，一直干兵运工作。
兵运工作需要不少钱，他从陈毅那里弄了不少金子走。
一天，陈海找陈毅和项英所在地 梅岭斋坑 汇报兵运工作，临走时："他又说，给他的钱，没敢胡用。在大庾搞了个机关，开了个糖铺子。他把店名、街名和门牌号数写下来。”
陈海刚跟陈毅他们分开半天不到，就派人送了个信来，说党中央来了个代表，已经到了边缘区，请示陈毅他们怎样办，是带他进来，还是首长出去?
实际上，陈海刚下山就被捕了，被捕后立马就叛变。
叛变了之后，立马就想了办法要引诱陈毅和项英。
陈毅对外称老刘，项英对外称老周，陈海原本不知道他俩的真实身份。
但相处久了陈海就琢磨出来了。
陈毅他俩分析问题时，一会几个矛盾，一会革命政策，素养明显比一般干部高，就被陈海猜出了身份。
此时项英和陈毅搞不清这个事的真假，犹豫的时候陈毅决定亲自下山，先秘密地到大庾去，查清陈海的虚实。
这一步是很冒险的。
等陈毅下山，进了县城，找到那家糖铺子后，假扮成顾客搭讪问:
“掌柜的在不在?”
铺里的人说:“昨天出去了，还没回来。”
陈毅一听就知道有大问题，随后一撇头就看到远处有一支国民党的队伍，正朝这个铺子来。
他立马溜进了一个小巷子，然后从另一个方向转出来，找到一家茶馆坐下来，观察周围的情况。
陈毅一看国民党军的动向，就知道陈海出事了。
陈毅原路返回，要去通知项英，刚翻过一座山，就看到对面有国军的动静。
他就只好原地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到人彻底走了，陈毅跑过去寻找项英他们，陈毅看了看周围，估计项英就在附近藏着。
小声说了几句：“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出来吧！”
但项英就是不出来，陈毅越说，他躲的就越紧。
“我老刘的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直到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露头看清了是陈毅。
项英等人才出来。
他们离开不久，包抄的大部队就来了，当天晚上梅岭都是人，敌人已经确定老刘和老周就是陈毅和项英，非要抓住他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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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满山都是敌人。
但项英和陈毅还是幸运逃出了包围圈。
事后才搞明白敌人是怎么抓住陈海的，原来北山游击区一个工作人员在路上被叛徒何长林认出来了，捉着后叛变。
这个人叛变后，又在路上拦路指认同志。
正好就碰到了汇报完下山，做兵运工作的陈海，陈海被抓后立马叛变，随后立马讲了老刘和老周的情况。
何长林一听就知道是陈毅和项英，断定他俩就在梅岭附近。
于是立马告诉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要求派一营兵包围，他以为这次能抓到陈毅和项英，不料包围结果未捉着。
第二天，戴嗣夏又调了四个营过来，继续围剿。
却没有想到，陈毅他们已经出来了，就连自己人见到陈毅后，也不敢相信他俩能在那么严密的围剿中逃出来。
这一跑算是把命保住了。
两个月后七七事变，紧接着老蒋发表庐山讲话。
随后就进入到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新阶段了。
南方三年，终于熬过来了。
下周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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