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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百年风流话湖南	王志纲	2020-07-14	book	epub	calibre-converte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787512512184	raw 书籍

百年风流话湖南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用在湖南身上表现得不太灵光。在同一条湘江的化育之下，湖南人在古代和近代的表现可谓是天差地别。在悠长的古代，湖南如漫漫长夜，偶尔才惊现星光点点；而到了近代，湖南却引领百年风流，不仅有璀璨群星辉映天际，更有红太阳喷薄而出。古今对比，差异显著，莫非“一方水土”果真有所谓的“气数”之说？

潇湘遗响

毋庸讳言，清代中叶以前，湖南人在国史上罕有表现，“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

融合殷商文化末流、楚蛮文化余绪所形成的楚文化，虽以宏阔奇诡、惊才绝艳著称，但毕竟远离中原而踽踽独行，终归不是主流。更何况在荆楚、湘楚、巴楚这“三楚”之中，荆楚最得楚风，湘楚只算有三分余韵。

自古以来，湖湘一地的锦绣山水与大块文章就两相呼应。正如陆游诗云“不到潇湘岂有诗”，三湘大地上有《九歌》之瑰丽奇幻、《过秦论》之汪洋恣肆、《桃花源记》之诗酒田园、《岳阳楼记》之心系天下苍生，有“诗仙”李白登临岳阳楼留下的“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风情，有“诗圣”杜甫在离乱的潭州街头偶遇长安故人而发出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绝唱，有秦观倾倒众生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有黄庭坚客居衡阳时写下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然而尴尬的是，无论“屈贾”“李杜”还是“苏门四学士”，都是潇湘过客。反观历代湖南本土人才之稀，寥若晨星。除了蔡伦、欧阳询、周敦颐、王夫之寥寥几人外，乏善可陈。唐朝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湖南人中了进士，被称为“破天荒”。这也是成语“破天荒”的由来，算是湖南对中华成语界的少数贡献之一。

近代以降，湖南却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群星璀璨，揽天下兴亡之责于一身。

从晚清“无湘不成军”，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再到“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百年间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苏、浙、粤三地集合全力差可抗衡。

平定太平天国一役，湘军前后打出总督十四人、巡抚十三位，封侯拜相，风头无两。此后，每一波的社会风潮，总有湖南人挺立潮头，守旧者有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者有魏源、郭嵩焘、谭嗣同，革命者有黄兴、蔡锷、宋教仁……

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关头，一批又一批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赴汤蹈火，确实挺起了中国的脊梁。湖南政治家杨度曾写道：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是何等自信与豪迈。

在开国将帅名录中，湖南人的表现更加卓异。1955年新中国授衔时，“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占三位，“十大将军”中湖南人占六位，“五十七名上将”中湖南人占十九位。

湖南人以生命和鲜血，以责任和担当，照亮了中国近代的深邃夜空，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绚烂的百年风流，也把原本壅塞、贫穷、落后的湖南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对比周边省份，会发现湖南崛起得很突然。

先看两湖之比。此前两湖地区的中心一直在湖北。在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湖南都是唯湖北马首是瞻。到了近代，湖北却稍逊一筹，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张之洞和“武昌首义”寥寥数笔；湖南却是敢为天下先，引领百年风骚。

再看湖南和广东。湘人与粤人同样叱咤风云，在近代中国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是，广东更像是一个旋转舞台，新思潮、新革命多肇始于此而流传到全国，曾经引领时代的报春花广东则开始沉寂，静待下一场春天的到来，而湖南却是长达百年的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湖南和江西的对比也很有意思。历史上江西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甚至很多湖南人都有着江西的血脉。然而到了现在，江西却变得不甚显眼，提到江西外省人大多一脸茫然；湖南却血性不改，一路火花带闪电地走到今天。

湖南的突然崛起，究竟有什么奥秘？有人说奥秘在于三闾大夫屈原。不过，他给湖南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绵延文气和家国情怀不假，但终归千年往矣，只剩历史深处的隐约余响。也有人说奥秘在于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我看来，船山先生作为精神教父固然重要，但毕竟囿于湖南一地，而且只见义理不见事功。

真正让“三湘四水”为之一开，引领百年风流的，我认为是曾国藩。

百年风流

讲湖南近代的百年风流史，绕不开曾国藩。

关于时势与英雄的相互造就，有很多说法，“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这些观点失之于偏颇，但用在曾国藩和湖南身上却有几分道理。

湖南人的性格固然鲜明，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突然发力，单纯从地缘上解读显然缺乏力量，硬说是屈原或者王夫之的光辉照耀也有些勉强。真正改变湖南的，是英雄与时势的风云际会。

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命运的聚光灯扫过历史舞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冒出来，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曾国藩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千年来边缘、闭塞、蛮横、上不了台面的湖南，随着曾国藩的文治武功一同闯入历史舞台，湖南的历史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都被彻底改写。

我读了很多写曾国藩的书，大多数要么晦涩艰深，要么云山雾罩，抑或是不知所云的厚黑之学，唐浩明的《曾国藩》则算是最经典的版本，仔细还原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如何能够力挽天倾，成就不世之功。

关于曾国藩，毛泽东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蒋介石评价说：

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

两个敌对阵营的领袖——中国近代史的主角——对曾国藩的评价都是高度统一的完美。

事实上，比起历史上另一个公认完人王阳明，曾国藩连中人之姿都算不上。

曾国藩小时候有一次在屋里背书，恰好有个“梁上君子”想趁着他背完书休息后偷点东西，但没想到他这一篇文章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也背不下来。这位小偷忍无可忍，跳下来大骂：“这种笨脑壳，还读什么书！”小偷骂完后将曾国藩所读的文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曾国藩前后考了七次才以倒数第二的成绩考中秀才。且不说名冠天下的十三中秀才、十五中举人的大才子张之洞，就是和自己后来的学生李鸿章相比，曾国藩的风流才气也远远不如。

如果单论事功，王阳明没法和曾国藩比；但在精神和义理层面，王阳明是曾国藩至关重要的榜样。如果没有王阳明文人领兵的先例，曾国藩也不会筹建湘军。道理很简单，对于乔布斯和“苹果”的成功，我们可能没什么感觉，毕竟各方面差异太大，没有可比性；但是，当你眼睁睁看着任正非和“华为”的崛起，肯定会想：“一个贵州佬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苦读多年，终于中了进士的曾国藩，仿佛开了窍，十年七升，官运亨通。但是，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不会有那么大的名头，顶多是文章传世罢了。乱世给了曾国藩自主创业的机会。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乱起，烽烟遍地，湖南局势糜烂。咸丰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曾国藩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踌躇满志，挥师北上。

谁知曾国藩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却是不堪一击：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损失惨重。万念俱灰的曾国藩纵身跳进湘江，幸好被部属及时救下，一路风吹浪打、旌旗飘摇，仓皇逃回老巢。这应该是曾国藩一生之中最失意的时刻。

然而不久后，湘潭传来捷报——“湘潭水陆大胜，十战十捷”。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湘军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此后曾国藩振作精神，重又踏上屡败屡战、艰难隐忍的封侯拜相之路，历经十年艰苦，终成不世之功。

就在曾国藩手握重兵、威望正隆时，年纪轻轻便名动天下、自诩通晓帝王术、“非衣貂不仕”的湖南老乡王闿运作为说客出现了。此公也的确有两把刷子，二十六岁就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臣肃顺最依仗的幕僚，俨然半个帝师。

在肃顺倒台前的半年，王闿运若有所觉，悄然离开京城，辗转南下，持帝王之学游说曾国藩，劝其割据东南，自立为王，与清廷、太平天国三足鼎立，然后徐图进取，收拾山河，成就帝王伟业。

在王闿运游说过程中，曾国藩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一边听王闿运讲，一边有意无意地点着茶水在桌上比画。谈话中途，曾国藩临时有事出去，王闿运起身，看到曾国藩桌上写满了“狂谬”二字，一腔热血顿时冰凉，随即告辞回乡。曾国藩究竟有没有心动，无人可知，只能从他的日记中窥测一二：

傍夕，与王壬秋（王闿运字壬秋）久谈，夜不成寐。

在王闿运之前，许多湘军重量级人物也曾或明或暗地鼓动过曾国藩。胡林翼曾经捎来左宗棠的一副对联：

神所依凭，将在德也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面对多年的至交好友——湘军核心人物胡林翼，曾国藩没有当场表态，只是说容他考虑一下。几天后，曾国藩将对联改了一个字，回复给胡林翼：

神所依凭，将在德也

鼎之轻重，不可问焉

胡林翼看了不再言语，几日后便返程湖北，几个月后于武昌病逝。

胡林翼走后不久，安徽巡抚彭玉麟也送来密信：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傲气如左宗棠、练达如胡林翼、淡泊如彭玉麟，三个性格迥异的湖南人，前前后后表达了同一种想法。

湖南这个地方也怪，政治情结特别强。治世时“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乱世则苦学人君南面之术，对于做帝王师有狂热的爱好。这既是湖南人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但有时也会失之于过于功利。我和湖南卫视的灵魂人物魏文彬很熟，他是“文化湘军”的代表人物。十多年前他请我给湖南广电做战略策划，也做了一场演讲。我讲演完以后，老魏突然冒出一句话：“志纲啊，你为什么不从政呢？”在他看来，有才华却不去出将入相走仕途，简直亏大了，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南京，恢宏华丽的太平天国轰然坍塌，曾国藩个人威望到达巅峰。湘军气焰熏天，“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千年古都南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长江之上来往的都是湘军将领装满战利品的船只，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湖南人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到金陵发财去。”

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曾国藩更加忧心忡忡：清廷、太平天国、湘军三股势力已去其一，对于清廷来说湘军的存在已然尾大不掉。王闿运的出现更让曾国藩警觉，这种狂生都来劝他称帝，朝廷会怎么想？

果不其然，随后不久，封赏与敲打便接踵而至。慈禧一边重赏，一边摆好卸磨杀驴的架势。湘军内部群情激奋，曾国荃率多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府邸，图谋重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

在一片劝进声中，曾国藩闭门屋内，一言不发。僵持良久后，他差人送出一副对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所有人见事不可为，才默然散去。

下定决心不反，曾国藩马上开始自剪羽翼，首先开刀的就是自家人，他强令曾国荃解甲归田。曾国荃带着一腔愤懑和满船金银财宝返回湘乡老家，曾国藩赠给他一副对联：

千秋邈矣独留我

百战归来再读书

曾国荃走后，横扫江南、威震天下的湘军也迅速被裁撤，峥嵘岁月瞬成过眼云烟。自断牙齿和羽翼的曾国藩，赢得了清廷的空前信任。千百年来，功高震主却能全身而退者寥若晨星，曾国藩便是其中一位。

苏东坡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也是湖南近代史上两大巨头——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最大的区别，一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一者能为常人所不能为。

左宗棠一向自负才高，以当今诸葛亮自比，谁知屡试不第，一怒之下效仿卧龙高居隆中，蛰居乡间以教书为生，直到四十八岁才得到天子钦点，下洞庭，过长江，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正式出山。

彼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麾下，“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其三初次聚首。三人能力非凡，又性格迥异。李鸿章看重功名，曾放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而左宗棠更看重事功，落魄时常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自勉。曾国藩评价李鸿章是“拼命做官”，功利心太重，对左宗棠则推崇备至。曾、左虽有矛盾，但无非是“一时瑜亮”的相爱相杀；而左、李之间，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互相倾轧。

左宗棠寒微时名头已经极大，胡林翼称其为“近日楚才第一”。左宗棠、林则徐均视陶澍为恩师，但他们两人却一直未曾谋面。风烛残年的林则徐乘舟路过湖南时，在湘江边上专程滞留一天，等候“自诩今亮”的左宗棠。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彻夜倾谈，纵论国家大计。这是他们初次谋面，也是最后一面。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会面，虽然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一个只不过是乡间举人，却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谈话间，林则徐最关心的还是西域问题，他预言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他把自己对新疆人文、地理、军事的观察和战守计划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

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两人见面不到一年后，林则徐溘然长逝。二十五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终于秉承林则徐遗志，力排众议、舆榇出关，一举克复新疆，为华夏子孙保住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此等壮举，就决于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寒冷冬夜，湘江边的一条小船之上。

1983年胡耀邦去西北视察时发表了讲话，曾引用左宗棠部下杨昌浚所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让当时刚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多次去新疆，沿途还能看到很多合抱粗细的“左公柳”，心中不由感慨：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立下了不世之功。

曾国藩、左宗棠之后，看似烟消云散的湘军，实则给湖南埋下了天翻地覆的种子。

湖南人从古至今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弦歌不绝。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出产不丰富，又加之人多，故而从整体上来说民生贫困，国家从湖南所得之税收也少。

清朝的文书上说，湖南全省一年税收不及江南一大县；所以，上马从军或下马读书，成了很多湖南人改变命运的“唯二”办法。

一位湖南博士曾给我讲他小时候父亲怎么培养他读书。他父亲站在水田边，拿着一双草鞋和一双皮鞋教育他，话也很简单：“好好读书就能穿皮鞋，不读书就和你老爹一样，穿着草鞋顶着赤日下地受罪。”他深受震动，终于通过不懈读书走了出来。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在三湘大地上遍地皆是。

当年苦于条件所限，只有少数湖南人才能读书。然而几十万盆满钵满的湘军裁撤回乡，一夜间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开始在家乡置田地、聘塾师、教子弟。短短一二十年之内，“三湘”大地开始兴起一股教化之风。尤其是在洞庭湖一带，更是文化昌明，全国各地有才华的人都愿意到那里去教书。

讲到湖南的风气之开，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提，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爷爷陈宝箴。

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出刊《湘学报》，整顿吏治，革除旧习，起用和推荐“维新”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等，可谓“营一隅为天下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教育事业发达，新式学堂之多名列全国前茅，时务学堂尤为著名。

《湘学报》名满海内，陈宝箴功不可没。其人虽仕途蹇涩，但家族文脉却绵延不绝。其孙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之一。

陈氏一脉虽不是湖南人，却和湖南渊源甚深，湖南是陈寅恪的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也遭受到了政治风波的冲击。当时陶铸（湖南祁阳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出于对陈寅恪的尊敬和爱护，时常到中大去访谈，嘱托有关方面给陈寅恪以照顾。由于陈寅恪当时已双目损坏，陶铸亲自关心陈寅恪的助手配备情况和眼疾治疗，还嘱咐在他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让他闲余散步时不至摔倒。殷殷关怀成了知识界的佳话。这也算陈寅恪晚年与湖南人的一段缘分吧。

除了物质条件大发展，曾国藩也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战争把曾国藩和湘军推到时代的前列，南征北战让世代居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民有了外出闯荡的机会。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胸襟大为拓展，见识大为提高。湖湘文化在最广大的层面上有了质的提升，国家、天下、道义等原本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话题，开始挂在很多普通湖南人的嘴边。

千百年来，湖南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质，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横空出世，让大批湖南人“走出去”，把财富与知识“请进来”，给湖湘勃兴添了最后一把火。

湖南人继承自远古楚人的奔放浪漫、天马行空式的自我主义后，逐渐提升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逐渐变成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轻生任侠的血性变成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霸蛮易怒的祖传性格变成了顽强果毅的坚执定力。从物质到精神、从眼界到心胸，湖南终于彻底升华了。

当然，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俊杰，并非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明代初期，湖广行省辖境约为当今湖北、湖南二省。康熙六年（1667年）两湖分治，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除了行政分开之外，更主要的是科举录取分开，这是湖南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

在此之前，湖广行省的科举录取名额不分南北，这对于广大的湖南考生来说简直是噩耗：相当于把一个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同等对待，并且考场设在湖北武汉，湖南考生要想前往则有八百里洞庭阻隔，波涛不测，所以很多人裹足不前。因此，历年来湖南学子考上举人的数量，不及湖北学子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分闱之后，湖南近两百年间人才辈出，星光璀璨，彻底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晚清湖南重臣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

嘉庆、道光年间，湖南出现了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主张积极入世，通经致用，治国、济民、平天下。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曾明确指出：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者也。

如果说曾国藩是湖南百年风流的上半场代表人物，那么在他去世二十一年后——光绪十九年（1893年）——湖南近代史下半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出生。

十七岁的毛泽东外出读书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人西乡隆盛的一首七言绝句：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且不说诗本身的好坏，但这是一首典型的立志诗，湖南人经世致用、壮怀激烈的精神特质已经在其中有所体现。

在青年毛泽东的一方天地里，曾国藩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自己对曾国藩的崇拜悉数传递给了这位学生。毛泽东早年曾经下苦功研究过曾国藩的著作。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和处世之道，深深地触动过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发出了“独服曾文正”的慨叹。

当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很多人攻击他不懂军事。这种说法其实很可笑，湖湘天生重血性，再加上湘军余威犹存，毛泽东在湖湘这片江湖上学了很多东西。比如，拿家喻户晓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编写的“行军歌”对照，会发现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而且，毛家一直有着从军打仗、驰骋疆场的家族传统。毛氏家族的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毛太华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和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代不乏人。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崛起后，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形成一股从军潮。

在这样有军事传统的家族中成长，毛泽东耳濡目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尚武精神的影响。据韶山的一些老人回忆，毛泽东从小好角力，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毛泽东的思想、志向和军事才华，都和湖南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渊源。

在国共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正面对决。蒋介石是曾国藩的狂热信徒，但他更多学的是私德，而毛泽东则是从学习到扬弃，更深刻地学到了曾国藩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蒋介石身边浙江人居多，而毛泽东身边则围绕着一大批优秀的湖南人，如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结果是霸蛮的湖南人打败了灵秀的浙江人。

从1853年曾国藩建湘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短短不到百年，湖南一地汇聚澎湃汹涌的能量，涌现出的一大批风流人物，为中国境内所仅见。

如今大家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展于文化中心北京或沿海对外中心上海、广州，湖南则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需要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然而，先后诞生曾国藩与毛泽东的湖南，完全够格来讲述近代中国的百年风流。湖南人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重塑了湖湘精神。

三湘四水

讲完纵向的百年风流，我们再横览一下湖南的“三湘四水”。“四水”没有多大争议，指的是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条河流。但“三湘”是什么？很多湖南人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三湘”是潇湘、蒸湘、沅湘的简称。也有人说“三湘”是指秦灭楚时，湖南境域内基本就是楚之三郡——洞庭郡（湘中）、黔中郡（湘西）和苍梧郡（湘南）。秦灭楚后，将洞庭郡、苍梧郡合而为一，成为“长沙郡”；又合黔中郡、巫郡为“黔中郡”。后世以湖南境域基本为楚之三郡而称之为“三湘”。

洞庭湖所在的湖南北部偏东地区，地形以湖泊、平原、丘陵为主，明显不同于湖南西部、南部的崇山峻岭。因此，如今也有人把洞庭湖辐射区域称为“湘中”，即湖南的经济文化中心；把西部雪峰山脉地区称为“湘西”；把南部靠近南岭山脉地区称为“湘南”。

偌大的中国，除了老家贵州之外，湖南是我走过省内每个地级市的少数省份之一。多年来我们受湖南各方面委托做了很多策划项目，对这片土地也了解得更加深刻。

长株潭不说，还有开发德国风情小镇的常德、面朝湖北背朝湖南的岳阳、因异蛇而出名的永州、“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郴州、铁血柔情并存的湘西、蛮勇的邵阳等，我们均有涉足。

湖南像一块夹心饼干，总体风格统一之下又各具特色，随便拎出几处都很有韵味。第一片就是以常德为代表的湘北区域。

常德之于湖南，就像潮汕之于广东。常德说的是西南官话。常德既有湖南的蛮勇，又有湖北九头鸟的精明。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次去湖南时就是到的常德，当地人都戏称湖南是“德国人”统治。

常德人经商厉害，从政也很厉害，拉帮结派，互相提携。湖南人讲起常德的时候，总有点异样的感觉，这点也很像潮汕人。

常德还有一大特色——米粉。米粉可是长江流域中上游几个省份的“硬通货”，云、贵、湘、赣都在争，各执一词，各有所长。其中，常德米粉靠着其精细的制作工艺和精心准备的原料，先是占领长沙，之后又走向中国，真是不能小看。

与常德一样，岳阳同属湘北。不同的是，洞庭湖边的岳阳乃是千古名城。绝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岳阳，是因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实，范仲淹根本没有来过岳阳。所谓的旅游就是这样，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却发现原来不过如此，但想景却可以神游八极、思接千载。范仲淹就是通过想景留下了这一篇千古绝唱。

因为靠着洞庭湖和长江，千百年来，无论是战乱避祸，还是闯荡求生，来自东西南北的人们穿越中国南北分界，岳阳都是重要的人口中转站，只是现今有些沉寂了。

繁华不再的，还有湘南地区的郴州。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湖南采访时，听到湖南人常说：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我当时就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年来搞策划，我专门去了郴州，发现这里江水丰盈、风景秀美，城市也很漂亮，是一块没有被开发的宝地。

对于前面提到的俗语，很多人的解读是“郴州交通闭塞、疟疾横行”。其实恰恰相反，这句话描述的是郴州骡马古道的繁茂场景。“船到郴州止”是指，郴州是湘江南下的客货船水转陆枢纽，船只到郴州后没有水路可行，只能在郴州改为骡马运输。“马到郴州死”是指，马要日夜驮运大量的货物，劳作到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说的则是，众多船工、挑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累得像打摆子。

湖南另外一个极具特点的片区就是湘中地区了。

湘中地区“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在古代是南蛮栖居之地。险峻的自然环境与蛮夷充满原始野性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区可谓是“典型湖南”。

湘军的缔造者曾国藩就是湘中地区的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湘中的山农一直是湘军主力，“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性格使湘军成为了远征劲旅。

前段时间网上有篇很火的文章《走向存量残杀的危险世界》，里面就讲到作者老家邵阳的匪帮横行，究其原因，除了他文章中说到的工业崩溃之外，还是和当地民风有很大关系。工业转型是很多地区的痛点，但一言不合就决生死，整座城市陷入黑帮混战，这样的蛮勇斗狠可能还真就邵阳人做得出来。

娄底的涟源、邵阳的邵东，地处湘中腹地。涟源人、邵东人成为了湘商帮中的两支劲旅。仅以经营户逾六万的长沙高桥大市场为例，来自涟源、邵东的商户数量就超过60%。这些商户们从身无分文的山农起家，肩挑背扛，到身家巨富，甚至身家百亿。

20世纪80年代初的湘中山区穷乡僻壤，多少农民承受着山穷水尽、衣食难周之苦。农村经济的落后与生活的艰辛，使他们产生了改变贫困命运的强烈愿望，一些有胆量的人开始带头弃农从商，离开故土，走出去、闯未来。他们从沿街叫卖、露宿街头、摆地摊开始，走长沙、闯南昌、上义乌、跑重庆、下广州……风雨沧桑、辛酸苦辣。由沿街叫卖到租店批发，由小本生意到大宗买卖。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形成了农民商人聚落，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我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走势》，就是和邵东书商合作的。当时长沙的黄泥街书市还是全国四大书市之首，聚集了上百家书商。这位老兄就是邵东人，于长沙黄泥街起家，辗转到了广东发展。其人虽文化水平不高，只是个中学毕业生，但有极其敏感的市场嗅觉。他有一手绝活：从没看过的书随便翻开一页，闭眼一闻，就能闻出这本书大概日后的销量有多少。

我当年火遍中国的《谋事在人》也是他帮我出的，日后他到北京一家出版社担任总经理，出了很多畅销书。他的装帧、设计和风情，在20世纪90年代可谓是引领风尚。

他还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在纸质书还畅销的年代里，我的书卖得最好的两个省，一是浙江，一是湖南，说明湖南人的确有读书的习惯。

关于长株潭，我也有过深入了解。21世纪初中国开始高速城市化进程，湖南能量有限、马达不够，想要在国家的“中部崛起”中占据主动，就必须做强做大长沙。然而，长沙本身的体量又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型城市，所以湖南不得不考虑走区域联合的路子，长株潭正好提供了实施的路径。

当时，有关方面请我去做长株潭一体化的策划，甚至还把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五个城市拉到一起，提出“3+5”城市群战略构想。

但即使如此，长沙的气魄天然还是差了武汉一筹，毕竟武汉的水陆大码头、九省通衢的自然条件摆在那里；另外，郑州的崛起对湖南的压力也很大。

但是，其实长沙这几年不声不响，发展速度还是很惊人的。从2001年到2017年，长沙GDP增幅高达惊人的1300%；2001年长沙GDP只有武汉的一半多，现在已经达到了七成多。

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为代表，长沙的装备制造业撑起了一大片天。2008年长沙适时提出要打造“中国工程机械之都”，2011年又提出打造“全世界最大的装备制造基地”。准确的战略选择让长沙顺利分享了中国大基建时代的红利。

同时，长沙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很低。没有被房地产绑架，这也相当不容易。今天高铁的崛起，使得大铁路系统再度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长株潭如果能搭上高铁时代的便车，那么前景一片光明。

湘西就是完全另一种风情了。

“大湘西”大致以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为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湘西”基本重合，至今还保留着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族风情。

我做怀化策划时，对于日本为什么在芷江投降十分好奇，也专门研究了一下。

原来，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包括最先进的空军部队，还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所以这里才成了受降城。

湘西这个地方，自古便多民族杂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小说《乌龙山剿匪记》与《湘西剿匪记》轰动一时，还有一本描述湘西剿匪的小说《武陵山下》也很火爆。这使得湘西剿匪后来居上，超越东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乃至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议题。

湘西的剿匪相比东北的剿匪来得更要酷烈些，也更错综复杂。这些都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湘西匪气重的深刻印象。

湖西为什么出土匪？我认为有自然、人文两方面原因。

湘西山水带给外人的是外来者惊鸿一瞥的美丽，但如果牵扯到生存的话，那就叫穷山恶水。再加上这里民族混杂、山深林密，又处于几省交界处，天不管地不收，产土匪自然不稀奇。当时的土匪之多，文化人都不得不附丽于其间。

湘西凤凰人沈从文十四岁出去闯荡，漂流于沅江之上，远方青山云雾，近处江水湍湍，很多时候都是跟着船家甚至土匪游荡。日后远赴北京发展的沈从文，一辈子改不掉湘西土话，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烟雨湘西带给了全世界。在近现代的枪火岁月里，远方边城的纯真与爱情成了天籁，拨动无数人的心弦；然而，尽管沈从文有意淡化笼罩在湘西土地上的有关“匪区”的传闻，但不经意间总能透露出一些神秘而残酷的真相。

当然，湘西不只有匪气，更有文气、灵气、铁血气。湘西有沈从文这样精于文墨，笔风简峭，将故乡山水的清美描绘得淋漓尽致的大作家，也可以有黄永玉这样终身放荡不羁、肆意驰骋的任性画家。

凤凰更出了近代史上闻名天下的“筸子军”。古语说：

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筸子军铁骨铮铮、血气方刚，不但是戚继光抗倭时的主力，还是湘军大战太平天国的铁军。在抗美援朝时期，铁血湖南人更在上甘岭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纵览三湘四水，气质各自峥嵘。无论是常德商帮纵横商场，还是邵阳宝古佬的生猛，抑或湘西“筸子军”的铁血，都体现出了湘人性格中的“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

“霸蛮”是湖南人写在骨子里的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韧、执着的，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

路在何方？

湖南朋友多有政治情结，每每见面，他们多津津乐道于政军两界有多少湖南人之类的话题。毕竟湖南一向有此资本，晚清全国二十二个省，十个省督抚是湖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政军两界的大员也很多。然而近几年来，这个话题却说得少了，想来和湖湘人才青黄不接、局势进退失据不无关系。

的确，湖南人面临着有些尴尬的局面：湖南经济不差，但也不算好；风流人物的宝座早已旁落，但又不怎么甘心。

面对湖南的沉寂，有人分析说：从天时上来讲，国家承平日久，既无入侵也无内战，湖南人最拿手的打仗功夫无用武之地；从地利上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外向型经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深处内陆的湖南已经无法继续开风气之先；从人和上来讲，惯出领军人物的湖南，也一代比一代边缘化，其带动效应也日趋式微。最终得出结论：湖南人适合扫天下，不适合治天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湖南人的辉煌到头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首先天时一说就不成立。虽说“无湘不成兵”，但湖南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靠的还是骨子里的血性和家国天下的情怀。从古至今，战乱不休，也不见湖南人有多大声响，直到晚清才冒了出来，所以，说到了和平年代湖南就落寞，显然有问题。

至于地利说，倒有一定道理。湖南深居内地，的确机会相对少，但架不住湖南人往外闯得勤。从20世纪50年代初“八千湘女上天山”，到改革开放后大批湖南人走天涯——下广东、闯深圳乃至过海峡，全国各地都有湖南人的身影。

一位在深圳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深圳常住人口有2100万左右，其中外地人有1200万，湖南人就占了350万，四个外地人中就有一个湖南人，简直就是湖南省深圳市。

不止国内，湖南人还跑到了国外。七八年前我和一家央企在老挝合作项目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以湖南人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老挝长期经商务工居住的湖南人有15万左右。这些人主要来自邵东市、邵阳县，多数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来老挝创业。他们分布于老挝各省、市、县、村，几乎涉足了老挝全行业。据当地官方统计，在老挝每年的摩托车销售额中，湖南人占了90%的份额；同时，老挝手机生意的60%、服装和箱包的50%以上的市场份额，亦是湖南邵东人的天下。在老挝开五金店的老板，十个有九个是邵东人。十万湖南人正在老挝演绎着一段经商传奇。

由此可见，地利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架不住“树挪死，人挪活”。核心症结也不在此。

湖南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人和上。

近代以来，湖南人的抱负多在从政、从军、从文这三条路上。改革开放后，金钱成为社会通行的价值尺度，财富与欲望像洪水一样席卷过三湘大地，湖南人传统的军、政、文三条路被冲得七零八落，进退失据。

在军、政、文这三者中，军商合流是大忌，军队经商已经是尘封的历史；政商合流直接导致了层出不穷的贿选和贪腐现象；文商合流则让很多湖南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本来在文坛独树一帜的“文化湘军”纷纷弃笔从商，娱乐至上成为了三湘大地的主流。其中典型案例，就是诗人刘波。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刘波是何许人也，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他可是个风云人物：神童、诗人、北大博士、季羡林关门弟子、文化产业巨子、拥美在怀……他可以将当今风流于世的很多人甩几条街。我曾同他也有过若干交集。

二十多年前，一位大佬邀我一同去见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同行者是两个正部级干部。走过了王府井，拐到胡同里，迎面看到一个非常巍峨的大院。我曾经去过很多相当高级别的中央领导家，也没见过比这个大院还气派的。

大门打开，一位满头银发、风度翩翩的老人出来迎客，这副扮相放在电影里面至少是省委书记。我还以为他是主人，正想搭话的时候，他说：“各位来宾好，我是管家。”

连管家都像省委书记，遑论主人。兜兜转转到了最后一进院子，却看到躺椅上有个前摇后晃、优哉游哉的青年人，看样子不过三十多岁，我差点没问他：“你爹在哪里？”没想到一介绍，他就是这里的主人刘波，自称是个诗人，也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大家坐定之后，就开始谈生意。话说盛世修典，刘波策划了一套《传世藏书》，把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全部囊括，希望流传后世。那天他找我们来谈的就是这个生意。

谈得七七八八后准备吃饭，刘波带我们到了包厢，各分宾主坐下后，只看他巴掌啪啪拍了两下，音乐声起，一帮宫娥彩女端着盘子，就像演出一样鱼贯而入，环佩叮当，婀娜多姿。我当时就暗想，他毕竟是搞文化产业的，排场上够讲究。

上桌后我坐中间，他在左边，右边空了一个位置。开席时，突然一位仙女飘然而至，坐到了我边上。这位姑娘的确气度不凡，貌若天人。但我是真不认识，就问旁人说这位女士是谁，他说是某某，我说某某是谁？

这个问题就惹祸了，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瞪我，说某某这么大的明星你都不知道，简直就是土鳖啊！搞得这位女士嘴巴噘上天，从头到尾再也不理我。但是，没想到佳人一来，饭桌上就像多了盘超级下酒菜，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那顿饭吃得宾主尽欢，走的时候很多话就好说了，刘波拿出几套《传世藏书》，和几位领导说，这套请你给某某副委员长，另外一套请你转给某某主任。这两位高官拍着胸膛说一定转到。我在旁暗自感慨，看来我这个文化人的生意经还是没有修炼到家。

刘波的背景我也是日后才慢慢了解到的。1990年代初期，曾是湖南株洲市团委工作人员的刘波，带着梦想南下海南，成为百万“闯海人”中的一员，开始了他在海南的传奇生涯。在海南混迹几年后，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挂着季老的金字招牌编制《传世藏书》，让他实现了飞跃，也让他的“诚成文化”被誉为“文化产业第一股”。

日后我与刘波还有一些交集，就不多展开了。刘波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被人性的三大弱点——贪婪、虚荣、侥幸——所驱驰。2003年刘波出逃日本，因骗取银行巨额财产，还上了红通名单，直至2017年猝然离世。

斯人早逝，“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论是非成败，刘波把湖南人身上的野心、聪慧、气魄和投机心理展现得淋漓极致，同时也成了湖南这几十年快起快落的，从百年风流、铁血潇湘转向娱乐至上、活色生香的真实缩影。

湖南不仅有刘波，更有湖南卫视。我和魏文彬先生也是老朋友了，对湖南卫视的发展也有一定了解。

现在的年轻人们，要是回到1997年之前打开电视，肯定会怀疑自己看的是个假湖南卫视。彼时湖南卫视格调甚高，而且内容深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湘江评论》风范，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的加入。

老魏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然而形势多变，发现新闻立台这条路走不通后，他的态度一下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文化湘军”的先锋，变成了“娱乐湘军”的探路者，坚决走年轻化、偶像化、娱乐化的道路：面向市场，娱乐至上，开创了《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等一系列娱乐节目，在娱乐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止湖南卫视，从影视节目到日常生活，“重度娱乐化”成了三湘大地的新主流。长沙因遍地洗脚房而被称为“脚都”，虽说是调侃，但也带有一些隐晦的意味。

2018年去长沙考察，我问，湖南既然是文化大省，有哪些代表性的文化作品可以一看？于是，几位湖南朋友带我去了“田汉剧场”。以田汉大剧作家命名的剧场，想来水准很高。当我心存庄重地去了剧场，却发现和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没什么区别。理应严肃的剧场里演出的是搞笑低俗的脱口秀。主持人不断高呼“娱乐至死”，人群听众不时哄笑，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真是让我感慨万千。

在跟一部分湖南老板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确实百无禁忌，底线颇低，加上湘菜多味、湘女多情、湘水多姿，离醉生梦死也差不远了。

关于湘女多情，还可多说两句。我年少时读了《李宗仁回忆录》，书中写到李宗仁当年驻军湖南时与一位湘女的缠绵纠葛故事。因此，湘女多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上所述种种，不是说娱乐不好，娱乐化、年轻化也是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潮流，但湖南真正的底蕴绝不仅仅是唱歌、跳舞、捏脚这些，湖南应当追寻更大的舞台。

在历史的舞台上，谁都有机会成为主角，也都会迎来谢幕时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规律向来如此。世上哪有千秋不熄的香火？百年风流已经足以彪炳史册。湖南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光大百年风流留下了的丰富遗产。

湖南人心高气傲、能干事、肯干事、百折不挠、敢于求新求变的性格，最适合做有挑战性、自由度的事业。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政治改革风起云涌，经济前途扑朔，科技天翻地覆……如今更需要的是“破坏性创新”，需要协同合作的精神、开放的眼光和勇于任事的态度，这些恰好都是湖南之所长。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多少湖南人也逐渐走到了尖端领域的台前。“微信”的张小龙、“快手”的宿华、“陌陌”的唐岩、“IDG”的熊晓鸽，还有姚劲波、李一男、龚海燕……“湘军”崛起、群雄逐鹿的盛况正在重新浮现。

湖南能否把握机会再书风流，就要看七千万湖湘子弟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