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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一碗老汤话陕西	王志纲	2020-07-14	book	epub	calibre-converte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787512512184	raw 书籍

一碗老汤话陕西

提到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离不开周、秦；而追溯中国历史的强盛年代，则必称汉、唐。如果说周、秦、汉、唐四大帝国组成了中华文明的上半场，陕西则是上半场毋庸置疑的主舞台。

周礼、秦制、汉习、唐风

厚重和沉重，有时也会是一对同义词。毋庸置疑，陕西是中国底蕴最厚重的地方，陕西人则是一群负担沉重的人。

行走中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地方的人像老陕一样酷爱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到了顾影自怜、故步自封的地步。当热爱走向物我两忘，人也就成了“兵马俑”。

不管身份高低，无论天南海北，看起来和时代无缝接轨的现代陕西人们，很多在骨子里依旧是那个两三千年前高唱着“岂曰无衣”的秦人。

有句在三秦大地传播很广的民谣：

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这句话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江南可谓人杰地灵，遍地琅琅读书声，多出读书人。朔风劲吹、“铁马冰河”的北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连年战乱的边关，民风好勇斗狠，多出将军也很正常。“秦中自古帝王州。”如果给中国古代帝王排一个座次，最伟大的帝王里，约有一半长眠于陕西这片黄土之下。

但是，如果你把这句民谣讲给唐代以前的人听，估计没人能听懂。它在唐代应该是这样说的：

陕西的秀才，陕西的将，陕西的皇宫住皇上。

三秦之地——尤其关中平原——在纵跨周、秦、汉、唐的长达一千五百年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可谓英才辈出，论起千古帝王，有周文王、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除帝王外，也不乏经天纬地之臣、东征西讨之将、侠肝义胆之士。当时的陕西，曾如日中天地照耀着整个世界。

提到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离不开周、秦；而追溯中国历史的强盛年代，则必称汉、唐。如果说周、秦、汉、唐四大帝国组成了中华文明的上半场，陕西则是上半场毋庸置疑的主舞台。

关于周、秦、汉、唐的历史，我认为用这四个词可以高度概括：周礼、秦制、汉习、唐风。这也是陕西给中华文明的最高贡献。

我所说的“周礼”不仅仅指《周礼》这本书，而是周朝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乃至美学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影响。夏、商两代是中华民族的幼年史，直到周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

夏代是否存在，其实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上还存在争议。从目前来看，夏代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和夏代一样，商代也是未成熟体。因为史料缺乏，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史记》对商代的记载不够丰富；直至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中国才有确切纪年。所以，国际上也曾怀疑过商代的存在。直到1899年以来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才证实了商代的存在。商代甲骨文的内容以祭祀占卜为主，有了初步的国家形态，但还相对原始。

到了周代，历史上才开始真正有了“中国”的概念。相比夏、商而言，周具有极富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商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没有相对应的礼法、宗族制度。商王传位一般采取兄终弟及，偶尔是父死子继，因此经常出现严重的内乱，首都也时常迁徙，总之统治非常不稳定。周克商之后，通过天命观的确立，使“中国”这一概念终于正式形成，黄河流域不再是若干个部族竞争的战场，而形成了存续的文化核心。周通过《周礼》把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礼的范畴，严格地控制着各级诸侯。与黄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祭祀仪式，是周礼诞生的基础；分封、世袭、井田、等级观念等，都是周礼的延伸与拓展。

抛开学术之争不谈，西周也同样是个让人神迷的时代——从商代巫风弥漫、奇异诡谲的神怪世界，步入了坦荡质朴的人文天地。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孕育了中国第一个治世，更影响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周人用青铜器和农耕文明构筑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范，一个东方的乌托邦，一场“郁郁乎文哉”的诗样年华。

被称为“圣人”的孔子，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他一辈子没有著书立说，只是一再说“吾从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生于鲁，鲁是周公的封地。孔子一生都在做梦，梦想恢复西周大一统。这个梦叫周公之梦。周公之梦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梦，以至于日后各种解梦书都是打着周公的旗号。在孔子眼中，他自己不是一个开创者，而只是一个践行者，把周公的道理讲好、做好就够了。到最后，孔子也成了他一直加持的那个“周公”。周礼流传下来的礼教、礼仪、典范，亲亲尊尊、君君臣臣，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以前我们总是批判“克己复礼”，如今我越来越能感受到“礼”的强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周礼背后的规矩、纽带和社会自治传统，不仅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仍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继周礼之后，陕西给中国的另一大重要贡献就是秦制。所谓的秦制，一是改分封世袭为以战功授爵，二是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大幅增强了国家的执政能力、控制力。从封建分封制度到大一统郡县制，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

如果说从商到周，中华民族褪去了青涩，那么从周到秦的这场“周秦之变”，则彻底让中华民族走入盛年，在接下来近两千年内占据世界文化高峰。关于秦始皇，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尽管秦始皇被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专制者之一，秦之大旗沾满了六国的腥风血雨，“焚书坑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秦朝所践行的严刑峻法也最终像一辆失控的战车把帝国迅速拖入深渊，但谁也无法否认，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设立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这些制度变革，都是秦留下的伟大历史遗产。

我曾经专门到陕西咸阳造访过秦“直道”，这条北起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至云阳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纵跨陕西、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全长八百多公里的大通道，就像秦王的一把利剑插入草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通过“直道”，秦兵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出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现代人无法想象，在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的两千多年前，秦人如何用三年不到的时间，在沟壑纵横的土地上，修筑起“直道”这样浩大的工程。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缜密的勘察，因势利导避过丘陵大沟、激流险滩，“直道”一如秦人默默无言，穿越千年时光。

尽管如今，秦制已经和“直道”一同于“万里西风瀚海沙”中、荒烟蔓草间渐行渐远，但是，它留下的统一基因、中央集权、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

史学界常有“汉承秦制”的说法，秦、汉常统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秦制伟大则伟大矣，但毕竟太仓促、太冷峻、太残酷，最终“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朝实际上成了秦制的补锅匠，最终把制度改革的尝试正式确立为习惯，并绵延两千多年。威加海内，令天下始知有汉，这是汉朝的荣光。

秦亡之后，天下短暂回到封建分封制。贵为天子的刘邦也不得不妥协，最初除了大封同姓王（子孙当王），还封了很多异姓王。后来，汉高祖和吕后算是携手干掉了异姓王，但同姓王还在。

到文景时代，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近四十年下来，国家经济繁荣、人民安康。在繁荣富强的时候，社会的腐败也出现了，这就是人性的特点——“饱暖思淫欲”。社会已经到了腐败糜烂的边缘，内有同姓王作乱——史称“七王之乱”，外有匈奴铁骑一次次地践踏中原。

汉初制度仍承袭秦法，后学黄老，到了汉武帝这个少年天子手里，终于放弃了所谓的黄老之道，内树权威，强化中央集权，外治边患，退匈奴于千里之外，勒石燕然，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版图得以确立。

提到汉朝的制度改良，离不开“独尊儒术”。但汉武帝的性格，其实和儒家并不怎么合拍，他更像是秦始皇再世，也喜欢巡游天下，修筑宫殿，并且性格强悍，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所谓“罢黜百家”所独尊的“儒术”，其实是披着儒家表皮的法家，汉武帝通过董仲舒的手，把孔孟和韩非嫁接在了一起。

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兼用霸、王之道，以温情脉脉的儒家为表，以法家的君王术为里，让原本冷峻的大一统制度变得刚柔相济。这种治国之道，不仅行于汉王朝，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其要义并不是《论语》读一半，而是说用一半，半儒半法治天下。

经过秦汉两朝的积累，长安开始快速扩张，成为世界级大城市。据史料载，靠近长安的七个县，平均人口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四百多人。这个数据相当惊人，差不多在长安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总人口超过百万的超级人口聚集区。

百万人口对于今世来说就是个三线小城市，但在当时整个地球上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人口规模如此之大的城市了。当时长安的土地价格，就是当下北京的房价。日后整个关中地区的生态急速恶化以至于逐渐被废弃，也和人口数量爆炸、土地承载能力失控有直接关系。

享国四百多年的汉朝，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走向成熟，更形成了汉民族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文化、饮食、服装、建筑、音乐等在兼容并蓄中逐步定型，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站在咸阳原上眺望汉家陵冢，遥想“汉并天下”的雄风。如今汉朝虽已远去，但“汉”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字、一种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在世界依旧名声响亮。

与汉并称的另一大帝国，就是唐。唐朝的夜市、诗歌、音乐、歌舞、绘画、胡风等，至今还在世界上传颂。盛唐，是中国人对大国辉煌最生动的想象。

唐风究竟是什么？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胸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格局，以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风流。这一切的起源和归宿，就是长安。

位于秦川之上的，俯瞰中原、君临天下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人口最高接近百万。前段时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最吸引人的就是再现了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天下长安。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名利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卫星发射台。盛唐最大的发射台、名利场就是长安。李白则是那个时代占领发射台的超级明星。

在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那个时代，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可谓空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时被称作“胡食”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曾在长安出现过鼎盛局面。

李白有两首诗还曾描写胡食的盛况——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美酒、美食、美女，少数民族开的酒馆、食肆成了春游的绝佳去处。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三美毕具，长安青绮门少数民族的酒店又成为送别贵宾的场所。

我一直很感兴趣，当年李白诗是怎么写的？他的名声又是怎么传播的？后来直到我参与“大唐西市”的策划项目才搞明白。当年的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专职贸易，想要买货物只能去这两处，这也是“买东西”一词的由来。

繁华东西市上的酒肆，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李白在东西市中的酒肆里喝酒，整天醉醺醺，一边胡姬斟酒，一边挥毫泼墨，诗文写罢，歌姬们口耳相传，几天时间就传遍了长安，李白也就成就了“酒中诗仙”的名声。

不止李白，在长安这个舞台上，一茬一茬的诗人陆续粉墨登场：骆宾王在《帝京篇》中写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十六岁的王勃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魄的贾岛写下“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赶考士子崔护失落地写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进士及第的孟郊则兴奋地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王翰边塞思乡，写下“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

遥想当年，多少文人墨客，不辞风尘、跋山涉水来到长安，留下了无数歌咏长安的诗篇。天才的诗人，寥寥几笔就把盛唐气象定格下来。单从某一首诗来看，它只反映了长安的一处风光，但它们汇集在一起，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完整的盛唐画卷。这种气象在中国历史上再没出现过，所以我非常怀念。

不仅是我，许多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内心都有一种情愫，那就是“梦回大唐”。现在的中华大地已经找不到唐朝了，只有文字里依稀保留着“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盛景。就像找民国最好去中国台湾一样，找盛唐最好去日本。日本人不仅承认中国是它的文化母亲，而且保留了我们最伟大的民族记忆——汉唐盛世。

日本曾是中国最虔诚的学生，成百上千的日本遣唐使在长安城中学习交流、吟诗作赋，甚至陪着李白一起喝花酒。这一批批留学生归国后把一套完整的盛唐气象也带了回去，宗教、文学、艺术、建筑、民俗风情、政治典章无所不学。当年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曾到长安留学，据说在返程途中船沉溺死，李白长叹写下了《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仙李白提起笔来一挥而就，留下了一千二百多年前中日关系最生动的写照。

我每次去日本，特别是到了关西的京都、大阪、神户一带，都仿佛梦回唐朝，不仅是建筑，还有起居生活、礼仪穿着等种种特色，都是学自古代中国。打坐参禅、茶道酒道、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等，这些在中国式微的文化，都在日本保留了下来。

有一次我去日本考察，主人家专门安排了日本有名的歌舞伎陪我，一饮一啄、吹拉弹唱间尽是盛唐的影子。我们经常讲的“倡伎”——其实“倡”通“唱”、“伎”通“技”——也就是唱歌跳舞的演职人员。“倡伎”在中国慢慢从“人”字旁演化成了“女”字旁，从卖艺变成卖身，但在日本还保留了下来，成了高雅艺术。日本还有一款清酒叫“李白酒”，都成了出口转内销的商品，这也让人不由反思，我们究竟遗失了多少。

盛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不只是政治制度、生活习俗、文艺作品，更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气质。当我行走于全世界，每每抚今追昔，触景生情，这种感受和精神的愉悦是外国人很难想象的。这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陕西给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贡献。

如果问陕西人最怀念哪个朝代，不出意外应该是盛唐。唐都长安的绝代风华，也是陕西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的绝唱。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短短的几十年，一个大帝国由盛转衰。如果要写一部唐朝由极盛到极衰的鸿篇巨制，杜甫的那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堪称压卷之作。“落花时节”不只是他个人的绝唱，更是一曲时代挽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人性的弱点，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历史的轮回。伴随光荣与梦想的，往往是罪与罚。人们赞美花的灿烂，但总忽略落花以后的凋零。前脚是所谓的大唐盛世，从皇上到民间都是吃喝嫖赌；后脚是“三吏”“三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场渔阳鼙鼓，十年离乱苍生。伴随唐王朝王气黯然远去的，还有陕西的背影。

盛唐已经离开很久了，陕西也是。

陕西的三副面孔

“陕西”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当时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概念，大致指的就是陕原（今河南三门峡陕县西南）以西的一大片区域。

今天的陕西，是一个由三块完全不同的地貌单元捏合在一起的省份，除了陕北的粗犷豪迈，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的深沉雄浑，也有陕南的钟灵毓秀、南国风情。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对陕西的印象流于片面。

其实也不怪别人，这个组合的确莫名其妙。白头巾黄土地的陕北、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勉强能捏在一起；但一道秦岭横亘全省东西，陕南这块山那边的飞地，怎么能“捏”到一起呢？

这其实要从省域划分的原则开始讲起，中国历代划省都秉承着两个原则：山川形便、犬牙交错。

在宋朝之前，关中、陕北一直没有和陕南“捏”到一起过。但是，陕南——特别是汉中——作为蜀道的核心地带，是秦人入蜀、蜀人入关的必经之所。此外，汉江的浇灌又让汉中成为小型的“天府之国”“鱼米之乡”。因此，无论是作为“咽喉要地”还是“后方粮仓”，汉中皆为兵家所重。为了防止蜀地据险自重，成为国中之国，自元代起，统治者特意把陕南划分给了陕西，形成犬牙交错的省域格局。

话又说回来，关中、陕北、陕南虽然在自然上关系不大，但在人文上渊源很深。当年刘邦被项羽从“关中王”改封“汉王”，就是封在汉中。刘邦靠此沃土休养生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迅速打下了关中地区，一统天下，由此才有了汉室基业。

陕南的商洛曾是战国时期商鞅的封地，曾是“商山四皓”的隐居地，曾是李自成屯兵养马、休养生息之处，商於古道也在此地，和关中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

陕南划归陕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老陕的耿介之气，典型案例就是周老虎周正龙。拍虎风波过去十来年了，周正龙从2012年出狱至今也七八年了，他仍未停止找老虎，大约每隔十天去山里一次，陕西人的倔、认死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要是换成四川人，恐怕早哈哈一笑，喝茶打麻将去了。从这点上看，陕西还真是一家亲。

2006年初，从西安到成都的高速公路终于通车。当时我参加完“西咸一体化”战略报告会，马上又要赶往成都继续做成都发展战略。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在西安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弃空从陆，开车由陕入川。穿越秦岭，由大巴山进入成都平原，沿途既可观赏无边春色，又能体味风土民情，追忆当年古人长途劳顿之苦。

我到了秦岭以后，才发现过去对秦岭的印象和实际简直相差甚远。说到岭，在脑海里出现的往往是横亘天际的长条状或者线状的山脉；但秦岭其实根本不是一条线状的山脉，而是一片山的海洋，是由千山万岩汇聚而成的庞大山系。

开车穿过秦岭隧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边西安还是寒冬凛冽、一片枯槁，那边陕南已经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看着一山之隔的强烈对比，感喟古今人物际遇，从不写诗的我也写下一首打油诗《过秦岭》：

一山耸立天地间，切分世象两重天。

秦人猫冬才离炕，蜀花怒放已遍山。

脚踏韩公落魄道，手抚太白豪放痕。

阴阳运转生万物，平顺哪得大人生！

说完陕南，再说说陕北。陕北包括榆林、延安，属于半干旱农业区，是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

从历史上看，陕北历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地盘，也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鬼方、白狄、匈奴、党项、蒙古，民族大融合一直都在这一地区进行着。这使得陕北地区既有农耕文化的厚重，又有游牧文化的粗犷；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有边疆文化的纹饰。

相比于关中文化，陕北文化更接近晋文化区。与此类似，晋南的运城、临汾一带，也算是关中文化的余响。陕北有句民谣：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榆林市有米脂县、绥德县。）

这是说陕北多出美人、英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就出生在米脂。即使到了现在，陕北小伙的英俊刚毅、陕北姑娘的俊美多情，也是很有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北走出来的，我想这与多民族融合所形成的剽悍民风不无关系。

陕北虽然称得上人杰，但很难说地灵。连绵的黄土、起伏的山丘、纵横的沟壑和干旱少雨的气候，让这里显得苍凉粗粝。除了一点红色文化的资源以外，被边缘化了的陕北人向来也比较自卑。关中人历来看不太上陕北人。

直到能源经济兴起，地底冒油、山里挖煤，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情况才有所改观，一下子蹦出了许多大款来，但随之也产生了很多暴发户的习气。如今，随着能源经济的回落，陕北应该会步入正常的发展阶段。

陕西最重要的还是关中。

关中平原，位于秦岭与陕北黄土高原之间，北西南三面环山，东边又有黄河为天然壕沟。平原上曾有渭河、泾河、涝河、沣河、滈河、潏河、浐河、灞河等八条河，历史上称之为“八水绕长安”（长安，今西安）。山环水抱，关中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

关中的“关”字，指的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这四座关卡。四关一锁，八百里秦川可谓是“金城千里”。如果说关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那么长安就是天府中最珍贵的收藏。“多少帝王兴此处，古来天下说长安。”

我跟西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2年的夏天。后来的风云人物段先念，当时是紫薇地产的掌门人，他请我们策划一个地产大盘项目。这个人是典型的另类老陕，原来是西安理工大学的老师，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他就跑到南方了。

老段见我说的第一句话：“王老师，我当年可是在你的召唤下跑去广东的。”我说：“你去了哪里？”他说：“惠州。”我很好奇：“你怎么跑到惠州去了？”他说：“你不是发表过一篇文章《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惠州》吗？”搞得我哭笑不得。

老段这个人第一不甘寂寞，第二也很有能力。他跟土著的西安人最大的不同是他眼界很开阔，所以当他站稳脚跟以后，敢于到广东去请我做策划，所以才有我们在西安见面时的那番对话。

老段委托我们的项目，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第一，当时的西安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仅有每年一百多万平方米，捉襟见肘的市场消化量让人极度悲观，而他一个项目的总开发量就超过西安一年市场需求的总和。如果从常规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可思议，太过超前了。第二，很多人都认为西安人基本上都有房子，科研院所、大学老师、机关、事业单位都有房子，所以房地产在西安没有市场。第三个观点觉得高新区太南太偏，并不在所谓的皇城以内，即不在有效的消费范围内。

综上所述，很多人相当悲观。但我的看法完全不同。西安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房地产市场，其实潜力无限。当时西安的房子根本不能称之为家，顶多是“人库”，也就是装人的仓库，一个人十平方米，勉强能住。

听完老段关于企业和项目的大致介绍，我特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想把紫薇田园都市做成西安第一盘还是西部第一盘？”老段的回答十分肯定，当然是后者。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精诚合作。

我们通过调查以后认为：只要能够给西安人提供新的生活方式，打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消费者自然就会从“人库”里出来，去寻找新的生活。关键你能不能打造出这个开天辟地创世纪的产品。

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项目未动工就已是满城争说、万众瞩目，开盘不到半年就实现销售面积近七十万平方米，仅一个项目销售面积就占2002年整个西安商品房销售面积的近40%。这个项目在使西安的城市风貌为之一新的同时，也改变了西安人传统的居住观念。段先念本人，也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明星企业家。

我与西安结缘不久，又迎来了更大的挑战，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委托我们进行西安市曲江新区战略策划。

千年黄土，十三王朝故都。从人文历史资源看，西安的旅游业有足以傲视群雄的资本。西安作为中华民族和黄河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图腾。

正所谓“西有古罗马，东有长安城”，西安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朝圣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来，西安老城被淹没在城市化的步伐中，千年古都的风采正日渐黯淡。当时老城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着一百多万的人口，已不堪重负，如潮水般的现代生活淹没了老城丰富的宝藏。在本应是中国最大的历史文化博物馆里，却难以感受到千年古都的城市形象。

但老城的尴尬，恰恰给老城区东南部的曲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曲江地区兴于秦、汉，盛于隋、唐，历史悠久。因其水曲折、形似广陵之江，故有“曲江”的美称。诗圣杜甫笔下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代苦吟诗人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描绘的就是一千多年前曲江的繁荣景象。

唐代时曲江就被辟为皇家园林，引终南山之水、修葺、扩充出千亩水面，建有芙蓉园、杏园、大慈恩寺和大雁塔等诸多景观，亭台楼阁绵延不绝，留下了“曲江流饮”“雁塔题名”等脍炙人口的典故传说，闻名于海内外。如同浦东开发之于上海，曲江很有可能成为西安的新城市中心，成为千年古都“孔雀东南飞”的下一个落脚点。

在和书记见面时，我开门见山地提出：“北京是政治首都，上海是经济首都，中国的文化首都在哪里？就是西安。西安要把文化做大，不跟别人比GDP。伴随着中国逐渐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上充斥着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两种说法，如何看待中国将会是世界瞩目的焦点话题。谁能解答这个问题，谁就把握住了最大的天时。洛阳、开封、西安等古都名邑其实都有机会，所以西安一定要及早醒来，反弹琵琶，把千年厚积的文化内存用现代意识和手段来包装，要让人们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西安。西安的复兴，就是汉唐盛世的再现。这是在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最有示范意义、最有激励意义的事业。”

就在那次的沟通中，我提出了“皇城复兴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以曲江新区为核心，以旅游业为抓手，以大雁塔北广场、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等为支撑，一方面疏导、解放老城的城市化发展需求，实现腾笼换鸟，另一方面通过曲江再现汉唐盛世。届时，西安将是“无韵之离骚，流动的博物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文明朝圣地。这个思路得到了书记的全盘接受，一场轰轰烈烈的皇城复兴运动在西安展开。

还记得2002年6月段先念陪我第一次去曲江，那里还是一片乏人问津的荒僻农田。2019年年中，我又一次夜游曲江，重见故人，看到大雁塔下如织的游客、璀璨光影下的皇城气象，真是由衷地感到欣慰。十年一觉长安梦。昨天的策划，今天的传奇。我想这可能是对一个策划人最高的奖赏吧！

文化大省

经济上并不显山露水的陕西，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陕西的这三幅面孔映照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为读者所熟知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他们三个就分别来自榆林（陕北）、西安（关中）和商洛（陕南）。

很多人对陕西的认识，或许是《平凡的世界》里“连绵的黄土高原”“枯黑的草木”“铺天盖地的大风”和“枯黄的背景色”，或许是《白鹿原》上令人直掉口水的一碗油泼辣子面，或许是《废都》里那座颓唐迷离的西京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他们三人同属现实主义流派，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能清晰地辨识出各自的文化底色。从商洛山地走出来的贾平凹，是三人中阴柔色调较浓的一位。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路遥，来自关中白鹿原一带的陈忠实，则更有沉郁顿挫、忧郁苍凉的西北风情。

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为文学献身，但走法不一样：路遥用力过猛，英年早逝，用生命和灵魂向缪斯女神致敬；贾平凹才情横溢，算是文坛独行侠；而陈忠实则是在一个短跑冲刺的时代规规矩矩地跑马拉松，一部《白鹿原》写了二十年，最后也算是修成正果。三个人都很了不起。

我在做记者年间，专程到西安采访过陈忠实。当时他暴得大名不久，一群陕西人围着他，把他捧上天。我见到他时，他已经从一个苦作家、熬了二十年的乡村教师，一跃成为了厅级干部，但还是保持着朴实的特点。他脸上如同刀刻的纹路跟张艺谋很像，像黄土高原的沟壑一样，是最适合搞木雕的对象。

采访中我曾经问他：“当初在整个中国的两支文化军队，一个就是陕军，一个是湘军。它们之前不分伯仲，但是很遗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面，现在湘军已经荡然无存，唯独陕军还能撑得起这个旗帜。这是不是因为这边比较偏僻，市场经济的冲击波还到不了这个地方？还是你们这边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抵抗能力？”

其实，陕军能扛得住的原因，除了地处偏远、秦人朴拙以外，还和文学的地位之高有关。在陕西，只要你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就会获得人们的尊崇，享受很大的特权。这种对文人的器重和对文化的优待，是有历史传统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最终还是摧毁了人文传统的堤坝。姑娘们追求的明星从才子变成了款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贾平凹选择用意淫的方式跟社会开个玩笑，所谓的《废都》其实是一声天鹅之死的悲鸣；而陈忠实选择了坚守，一部《白鹿原》也成了文化陕军最后的绝响。

其实，不止文学，陕西在书法、美术、摄影、影视等方面的人才也有相当积累和成绩，但同样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

几年前我去陕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关中平原埋着皇帝的黄土之上，一夜间竖起了数以百计的广告牌，上面不是商品，而是一个个大头像。我很好奇，其他地方卖产品、卖酱油、卖醋、卖酒，这个地方怎么开始“卖人”了？一问全是书法协会的副主席、秘书长之流。

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年陕西省书法协会换届，史无前例地选出了六十二人的主席团。三秦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本来是好事；但一大帮煤老板、矿老板的涌现，裹挟着文化走向商品化、市场化，这就不免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老板们粗则粗矣，但还喜欢附庸风雅，他们一欣赏水平有限，二也分不清名人字画还是字画名人，只要你在书协混个名堂，这些土豪们就纷纷买账，作品价值翻倍不说，还不愁销路。

苦熬多时的陕西文化人，突然发现书协的名头可以换钱，一下子吃相未免有些难看，最终搞成了一场闹剧。这种文化与金钱的碰撞，在陕西尤为明显。

推陈出新话三秦

在中国诸省区市中，陕西属于特色鲜明的省份。如果说浙江的风中都是吴越春秋，湖南的水里都是霸蛮血性，那么，陕西的每块城砖上刻着的都是穿越千年的沉重。在不久前的七十周年国庆阅兵中，陕西的国庆彩车成为网友打趣的话题，“拉着一车砖”就来了。

要我说，用砖块来形容老陕其实再合适不过。砖块质地坚硬、外表土旧、称量起来压手，老陕的个性也差不多。

第一，陕西人倔，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你怎么死拽都拉不动。

陈忠实的文章里面讲到关中冷娃，其中的“冷”就是倔强、认死理。对许多老陕来说，关中是最好的地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到了偏执的程度。

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1938年7月，一支由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奉命阻击来犯日军。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武器落后，后援匮乏，损失惨重，但一直死守阵地，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它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其中八百个“陕西冷娃”与日军白刃肉搏后，走投无路，不愿受辱，宁愿赴死，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纷纷跳入黄河。“冷娃”再一次用血与火印证了执着不回的秦人精神，这种精神之滥觞其实就是段先念投资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血不流干，死不休战”的老秦人精神。

第二个特点说好听叫传统，其实也就是土。

在春晚上，奸商说的是广东话，小男人说的是上海话；如果一个人土得掉渣，一般说的就是陕西话，尤其是关中话。陕西话成了土的IP。

张艺谋算是陕西的一张名片，也称得上是艺术大师，但骨子里其实还没有离开那片黄土地。我一位做餐饮的朋友曾经请张艺谋吃饭，精心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张艺谋最后的结论是：“东西的确好，但你别给我这么吃，整一碗面就行了。”面要宽，碗要大，最好背靠墙“圪蹴”着吃，能晒太阳更佳。

《废都》也充分地体现了陕西土的一面，可以说是一本乡土气很浓的都市小说。庄之蝶表面上是个风流才子，其实骨子里还是农民，他的梦想就是做当代的西门大官人，把睡别人家的女人当作最大的荣耀。

也为难贾平凹了，在“废都”西安写洋生活本来就够难了，更何况他还是从商洛走出的小镇青年。本来想写风花雪月，写最美人间四月天，结果写成了小保姆的仪态和精神气质。

其实，陕西本来不土的。自西周开始，以陕西语音为标准的关中方言就被称为雅言，也就是官话。雅言，指发音优雅，是所有官员必须要学习的语言。就连孔子讲课，用的都是陕西话——“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现在陕西话里的很多用词还相当典雅。随着地位逐渐衰落，陕西才逐渐变得土了起来。

第三，陕西人厚重，换种说法是保守，毕竟承载了太过于厚重的历史。

述及过往的荣光，陕西人总是如数家珍。但历史无情，宋代以降，陕西的荣光开始暗淡，皇城成了废都，土地愈加荒凉。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自西向东移动。陕西从昔日的昂扬刚健、纵横捭阖，变得沉郁下来。周故原、秦“直道”、汉宫阙、唐三彩，乃至老陕们吃面时捧着的海碗，都带有某种落寞的意味。历史的风华与现实的贫瘠交错，给人以穿越时空的苍凉感，这就是下半场的陕西。

自近代以来，陕西作为辐射西北五省区的桥头堡，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抗战时期，山河沦陷，大量企业和学校内迁，陕西迎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熟练工人，也使得西安成为了北方第二强的人才中心。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陕西在“三线建设”中再度获益，形成了拥有航空、兵器、卫星、核工业的国防工业格局，甚至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航空大国的摇篮。西交大、西工大中走出了很多人才，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我在硅谷访问，遇到了很多华人，一问都是清华、北大的优秀毕业生，尤其以清华为多。他们告诉我，这些年陆续有两万多名清华校友到硅谷落脚，以至于前些时间清华校庆，在美国的校友比在中国的还多。和移民硅谷、享受阳光沙滩的天之骄子相比，这批投身国防、建设祖国的“陕军”不知道杰出了多少倍。我想，这和陕西人沉郁顿挫的性格特质不无关系。

行文至此，先荡开一笔，讲讲陕西的一锅老汤。受食材所限，满汉全席在陕西是做不出来的，但小吃颇有可取之处：羊肉泡馍、水盆羊肉，以及各种做法的面条，面食有上百种之多。对于这些美食，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还有乡绅秀才、文人墨客，都津津乐道。

我多年来走遍全世界，一直秉承着一个原则，叫作“嘴尝市场”。每到一地，都要品尝当地最具特色的小吃。当年我在西安做城市发展战略时，他们带我去了一处号称最正宗的羊肉泡馍——“老孙家羊肉泡馍”，结果一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平淡无奇。

不止“老孙家”，兰州的“马子禄牛肉面”也是如此。任何城市的名小吃一旦被指定为接待用餐，生命就停止了。英雄只能出于草莽，最鲜活的东西永远是在民间。因此，我有三不吃：第一，大规模连锁不吃，尤其是不吃酒店早餐；第二，官方指定、推上神坛的不吃；第三，门口没有老百姓排队的不吃。

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吃的呢？随行者随口说出一大堆，什么岐山面、裤带面、酸汤面、肉夹馍、灌汤包……但我觉得都不满意。于是，我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带着他们四处去找。

终于，在一条老街的一座破门楼下，我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阵阵肉香自店中飘出很远。走近再看，原来卖的是水盆羊肉，虽然简陋，但食客盈门。我马上意识到这里一定有料，就是它了。果然不出所料，一顿饭吃下来，连几个西安人都纷纷叫绝。

汤鲜肉嫩，配伍精致，白饼酥软，藠头出味，再佐以关中特有的油泼辣子，真叫一个回味无穷，终生难忘。吃完我问这个老板，这道水盆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吃。不料，老板的一席话却引出了一段故事——西安的一锅羊肉汤，超过了整个美国的历史。

这位老板姓马，叫马尕娃。他说，除了用料讲究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家传的一锅老汤，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话说，当年左宗棠平西北，从陕西打到宁夏，再到甘肃，对西北回民来说，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

在这个变动发生以前，陕西各县，特别是渭、泾、洛三河流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地。但自这以后，改变了历史上陕西民族成分的原有面貌。马尕娃讲，那个时候他们家作为回民四处逃难，大户人家背的是金银细软，而他们家的革命传统则是什么都可以舍弃，唯有那锅熬了数百年的羊肉汤不能丢掉，因为他们始终坚守一个朴素的道理：民以食为天，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要吃饭就不愁没有生意做。

后来，动荡终于过去，人们开始安定下来，城市慢慢开始恢复繁荣的景象，饭馆的生意也随之兴盛起来，他们家的水盆羊肉因为有这锅老汤的神助，很快便吃客云集，远近闻名了。

时隔数年，我再一次去到西安，想再次寻访这家经营水盆羊肉的饭馆时，遗憾的是因为城市拆迁，已经难觅踪影了。他们便带我去了回民街另外找了一家水盆羊肉店。吃过以后不禁感叹，已经找不到当年马尕娃家那种的感觉了。

马尕娃的老汤让人难忘，今日之陕西，不也正是那锅老汤吗？千年的凋敝反而让这锅老汤浓缩到了极致，随便舀出一勺，都能震惊世界：十多年前我们舀出一勺，变成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皇城复兴计划，打造了闻名天下的曲江模式；四五年前咸阳市礼泉县的村民舀出一勺，成了风行全国的袁家村美食；今天抖音舀出一勺，一场“西安年·最中国”的活动，让西安一夜间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网红城市……

如今，西安人口正式突破千万，西安已经晋升为超大型城市。它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与枢纽，也是大西部战略的支点，无数机会纷至沓来。国家中心城市、“一带一路”等利好政策，正是国家对西安的无限期待。

与此同时，西安强大的虹吸效应使其他市相形见绌，这当然也正常，西安作为省会、西北的中心城市，一城独大是其历史地理发展的必然；但是，如何让满天星斗不至于淹没在一轮明月的光辉之中，既是西安引领、带动陕西发展的责任，也同样是值得其他地市乃至省里思考的课题。

尽管已经多面开花，但一个区域的发展还是要讲究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陕西真正的长板还是文化。

所谓阅古而通今，最能代表昨天中国辉煌成就的，绝不是文化灿烂但弱不禁风的宋，也不是市民生活丰富、经济发达但宦官专权、党争纷起的明，更不是蒙满政权入主中原的元和清。

能代表昨天中国成就的到底是谁呢？很简单，就是周礼、秦制、汉习、唐风。多少年来，陕西一直是灰头土脸的代表。今天的中国聚焦了全世界的眼光，但谁也说不清中国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又要到哪去？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千百年周、秦、汉、唐的积淀，压得陕西人喘不过气来。但越是沉重，越要推陈出新。

2019年国庆期间，西部三市——西安、成都、重庆——均受到热捧，游客人次均有上千万，旅游收入也创新高。其中，西安接待游客1736.74万人次，收入151.87亿元。

我们有幸深度参与过这三座城市的战略策划，也对于这种火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现象再鲜明不过地宣告着大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标志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性。

今天西安的火爆，更是陕西的缩影。这片黄土之上，有写不完的文章，做不完的课题。皇城复兴，不再是昔日自娱自乐的过家家，也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而是明天的奶酪。

陕西这锅沉淀千年的老汤，还有太多故事可以挖掘，随便舀一勺，就足够生猛鲜活，震惊世界。关键在于，陕西，究竟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