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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日鼓鼓的贵州	王志纲	2020-07-14	book	epub	calibre-converte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787512512184	raw 书籍

日鼓鼓的贵州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三十年间，天翻地覆，王车易位，贵州之变何尝不是中国的缩影？英雄与时势的辩证法充满了永恒的魅力，贵州这块“豆豉粑”孕育了一大批国际级的人才，这批人才又赋予了这片土地更深刻的内涵。一省如此，一国亦如此：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是人。

日鼓鼓的贵州人

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聊天气、饮食这些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各自的家乡。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都能说两句的话题。

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家乡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很多年。彼时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常常是“落后”的代名词。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

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讲到贵州对于中国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

我还算勇敢，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当四十多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我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假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一代当中，如果贵州真的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世人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

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经历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远的不说了，就谈谈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几个贵州老乡。

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其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推出来的爆破筒的战斗英雄。

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纭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所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

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

当下这段时间，伴随“华为事件”的迅速发酵，低调了几十年的任正非，终于藏不下去了，走到前台来接受全球媒体采访，几段采访视频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看完视频后，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只有大争之世，才能造就任正非这样的人物：

第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幼生长在物质匮乏、资源贫瘠的贵州大山，再加上时代剧烈转折所带来的挑战与磨砺，培养了任正非强大的抗压能力、反弹能力、捕捉机遇能力、忧患意识，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优点都是承平盛世中出生的人们很难具备的。

第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任正非在军队里面待过，尽管只是工程兵，但从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避免地打下了军旅烙印。战争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军队的思维逻辑和普通人完全不同。任正非的军事语言、军事思想，在对华为的管理上得到全面体现。

第三，任正非作为20世纪40年代生人，既是极左运动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毛泽东作为极为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战略家，给那个时代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任正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那几段采访视频里，任正非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集中体现了毛式的语言风格、毛式的战略思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可以看出他现正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不过，我倒认为，任正非不是纯粹的商人。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自工业革命后，金融化、资本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商业和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然而，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任正非的横空出世，有力地推动了坊间对贵州的重新认知。

在前不久的一场活动中，我的一位贵州籍朋友龙建刚，在席间突然手机铃响，匆匆离席。我还很好奇，这个微信年代居然还有人打电话。一会儿龙建刚回来后，对我附耳讲：“王老师，龙永图先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段您关于贵州的论述，龙先生看到后很感兴趣，知道我俩在一起后，所以打电话来致意。”

龙建刚发在朋友圈的那段论述，语出我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杭州的一次讲演。当时演讲完毕后，很多江浙老板恭维我说：“你们贵州出人才啊！”

我说：“错了，你们这显然是恭维，而且还没恭维到点子上。你们江浙物华天宝，人才浩如森林。贵州怎么能与之相比？光这旁边的绍兴，名人就数不过来：周恩来、蔡元培、鲁迅……院士和科学家更是数不胜数。在科举时代，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的江南，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状元、探花、榜眼一大把，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五百年，满打满算只出了三个状元，还有一个是耍枪弄棒的武状元，跟江南没法比。”

但是，我话锋一转：“江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绝、信息闭塞，生存艰难，杰出人物就像贵州大山里的奇松怪柏一样，不可能批量出产，但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

就是这段话，让龙永图先生看到后心有戚戚焉，一边打电话向我致意，一边甚至要转给任正非先生分享。而他们这两位人物，其实就是我观点中提到的典型的贵州怪才。

如果往上溯，从贵州走出来的怪才还有不少。名动一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时人称“张南皮”，因其祖籍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可是，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及至弱冠，却鲜为人知。

幼年张之洞就以文采名冠贵州，十三中秀才，十五中解元，二十六中探花。踏入仕途的张之洞果然不负众望，“力行新政，不变旧章”，是最负盛名的洋务派代表，最终官拜军机大臣，成为力挽天倾的清廷巨擘之一。

如果说张之洞只算“客家”贵州人，那么丁宝桢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丁宝桢的祖籍离我家只有三十里地，他留给后世的除了耳熟能详的“宫保鸡丁”外，还有就是日鼓鼓的贵州精神。

在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时，慈禧太后宠爱的贴身太监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携娈童歌伎，乘龙船顺运河南下，沿途招权纳贿，耀武扬威。

权倾一时的人物驾到，地方官吏溜须拍马尚来不及，谁知丁宝桢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在泰安境内把“小安子”拿下，星夜解送济南，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宣判斩首示众。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刀下留人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当时名满天下的重臣曾国藩，听闻此事后都自问做不到，感到佩服不已。丁宝桢过世后，时人议曰“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寥寥数语，一个日鼓鼓的贵州人形象跃然纸上。

远有张之洞、丁宝桢，近有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甚至还有目不识丁的“老干妈”陶华碧，一批批杰出贵州人的出现，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贵州。而他们的某种鲜明共性，不由让人思索：贵州这方水土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一批人？

贵州人逐渐崛起，贵州的物产也风行天下。再加上近年来影视界刮起的贵州风，一批新锐的贵州籍导演、演员冒头，生猛鲜活的贵州方言成为了荧幕上的宠儿。

贵州人、贵州物产、贵州旅游，乃至贵州话，一改颓势，存在感越来越强，以至于让很多原本对贵州不屑一顾的人都开始惊叹：“贵州怎么了？”

神秘的豆豉粑

“贵州怎么了？”在2019年某次广东省贵州商会（联盟）的活动中，我做了题为《贵州是块豆豉粑》的报告。一说到“豆豉粑”，台下近五百名贵州籍的老板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这块不起眼的豆豉粑，就是打开贵州的一把钥匙。

很多人都不知道豆豉粑是何物，但几乎无人不知“老干妈”的大名。现在的“老干妈”，不光是贵州IP，甚至成了中国IP。

不走出国门，就不知道“老干妈”究竟有多大的海外影响力。在美国，超市里的“老干妈”价格奇高，还极受欢迎。在欧洲，同样如此。甚至在迪拜的高档西餐厅里，居然也有“老干妈”拌牛排这种吃法。真可谓是一罐辣椒走天涯。

虽然“老干妈”风行世界，但其实贵州本地人吃得并不多。几乎所有的贵州阿婆，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苗乡侗寨，都炒得一手好辣椒，风味丝毫不逊色于“老干妈”。只有在外打拼、走州逛县的贵州人，才会不得已用“老干妈”凑合。我对此深有感触。

1978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我负笈北上，从贵州坐上了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来到上千公里外的兰州，几个穿着羊皮大袄的老乡用卡车把我从火车站拉到了兰州大学。

本以为西北戈壁滩已经够落后了，没想到在同学们心目中，我干脆就是从原始地区来的。同学们关切地问我：“你是苗族吗？”“你是仡佬族吗？”“你们是不是要骑马去上学？”“你们是不是还刀耕火种？”就差问我长不长尾巴了。还有人夸赞我身材高大，不像贵州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班上的五十七个同学分别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一个宿舍的八个同学，就分别来自八个省区市。卧榻闲聊，各地风物令人大开眼界，而率先征服所有人的，就是贵州油辣椒。

那时，家里常给我寄一些自家做的油辣椒。刚见到辣椒后，大家惧而远之。俄尔稍尝之后，无论天南还是地北之人，都蜂拥而上：“辣椒还有这么好吃的！”……不顾吃相，风卷残云。以至于后来，我家辣椒一寄来就成了被“偷窃”的对象，迅速被一抢而光。

在去年的同学会上，三四十年没见的同学见面后，什么荣华富贵、官大官小都是过眼烟云，一张口就是：“王志纲啊，当年你家的辣椒太好吃了，我们每次都结伴来偷个精光，没想到辣椒能这么好吃！”同学们的记忆如此深刻，贵州油辣椒的魅力可见一斑。

早在“老干妈”火遍世界的几十年前，我就深知贵州油辣椒的潜力，以至于我下海后，第一单策划就是带了一位香港老板到贵州，希望他来投资开发油辣椒。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构想没能实现。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老干妈”还是做起来了，成为世界各地饮食男女的宠儿。

贵州油辣椒风行世界！号称“辣椒之乡”的四川、湖南，为什么打不过一个小小的“老干妈”？人们只看到了辣椒，却没看到辣椒背后的奥秘：湖南的辣是干辣，四川的辣是麻辣，贵州的辣是香辣，香就香在这神奇的豆豉粑上。

作为东亚地区广泛存在的作物，黄豆有很多种做法。最简单的是豆瓣：把黄豆用水泡涨，再将其煮烂，沥去水分，放在木板上摊凉，然后拌入面粉后发酵。

日本在豆瓣的基础上做出了纳豆。日本人现在几乎顿顿早饭吃纳豆，纳豆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纳豆再升级就是大酱汤，韩国人把大酱汤做到了极致。大酱的主要原料也是黄豆。在历代朝鲜半岛的王朝中，大酱都属于国食，朝鲜族的姑娘们也都以大酱做得好为荣。

黄豆的1.0版本——豆瓣、2.0版本——纳豆、3.0版本——大酱汤都有了，4.0版本是什么呢？其实中国早在三五百年前就有了，那就是豆豉。豆豉分为干豆豉、水豆豉，干豆豉黝黑发亮、酱香浓郁；水豆豉则更加湿润，发酵程度比之于干豆豉不够充分，制作也更加简单，通常用作小菜比较多。

贵州人在豆豉的基础上，发明了5.0版本——豆豉粑。

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贵州人是天生的贵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产品工艺和西方贵族非常契合。

第一，茅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料和酿造工艺缺一不可。制取高粱出酒曲，土曲后发酵再烤酒，然后烘焙再发酵。在酿酒过程中，基酒、老酒和调味酒都是从原始状态里面提炼出来的，不加任何添加剂。正宗的茅台一定要酿造三年，这也是茅台能够登顶中国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晒醋。在茅台的老家赤水河畔，有一种醋叫“晒醋”，靠自然发酵，在太阳底下晒制而成。我有一年专门去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住在香奈儿夫人曾居住过的庄园里，考察当地的火腿和奶酪，看了号称古罗马时代延续下的晒醋厂。当地晒醋厂的工艺跟贵州赤水河畔完全一样，一小瓶晒三年的醋就开出五百欧元的高价。

第三就是豆豉粑了。小时候我姑妈会做这个。她把土黄豆买回来蒸熟，加上曲子，一般要蒸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去山上找来豆豉叶，用豆豉叶将蒸熟的黄豆包裹在容器里发酵。有白丝丝后，将黑色豆豉舀出来，烤干成豆豉颗粒，舀装在坛子里像打糍粑一样弄成团，用菜刀拍成方状，再用苞谷（指玉米）叶包起来，在太阳下晾晒十天。最后放在坛子里贮存发酵，豆豉粑就成了。到吃的时候打开坛子，起码方圆一华里都能闻到那股穿透力极强的味道。

豆豉粑吃法很多。我们一般是把辣椒和大蒜洗干净，然后一起放进擂钵里面擂，擂成泥之后放进热油里炸炒；接着把豆豉粑拿一块出来横切成块，放在锅中慢煎至两面焦黄，再撒入蒜苗和味精颠匀了起锅，就会有一股香味出来；最后，再放进油里和肉丁爆炒，奇香无比。我家的油辣椒就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当年才会被同学疯抢。

不要小看这一块不起眼的豆豉粑，贵州的精气神都在里面：咫尺神秘、稀奇古怪。虽然用料是最常见的黄豆，但通过纯粹、天然、有机的发酵过程，最终的成品弥漫着一股神秘之气，难以用言语形容。乍一看上去貌不惊人，又臭又硬，但其实气韵深藏，只有烈火烹油之后，其深藏的香气才会显露出来。

“咫尺神秘、稀奇古怪。”我在十年前就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说过，贵州的魂也正是这八个字。

为什么说“咫尺神秘”？这是因为，贵州的地理环境，虽然和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繁华地域隔得很近，但在古代，山岭交错，交通闭塞，贵州得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神秘。在工业化时代，由于贵州发展的滞后，又让它在文化同化的大潮中保持了独特性。到了交通大改善的今天，贵州离发达地区不过咫尺之遥。从广东到贵州，飞机一小时、火车三小时就到了。但是一提起贵州，很多人还是懵懵懂懂。正是这种不明不白，反而充满了神奇感。

为什么说“稀奇古怪”？没见过的山川地貌就是“稀”，说不清的风物习俗就是“奇”，悠远神秘的民族风情就是“古”，没吃过的美食就是“怪”。稀奇古怪，是贵州最突出的生产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荔波的瑶族，一般人认为他们野蛮凶悍，避之不及，但在我看来，这种尚武精神价值连城。北上广的游客们跟着瑶族小伙去打猎，一起带着钻山犬，背着弓箭，三条猎犬咬着一只野猪，肠子都流了一地还不松口，这是城里长大的人绝对没见过的景色。打猎回来，就是狂欢节，在瑶家买米酒，围着篝火烤野猪、野兔，这种体验只可能在荔波这个最后的狩猎部落中再现。

落后的生产力、失落的传承、远逝的文明……诸如此类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风土人情，是贵州最大的富矿。

因路而生的贵州

贵州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完整文化记忆的？贵州在文化上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的完整“贵州”？这些都是研究贵州时绕不开的问题。所谓的夜郎国，早已散佚在故纸堆中；真正普遍意义上的贵州，可以说是因路而生的。

清末民初，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纵向的阐述方式，而无横向的观察角度。

现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被西方民族国家视角的学术框架切割得支离破碎。因此，西方国家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也想象不出昔日中华帝国的秩序和结构。

在古代，华夏之外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为南蛮的云南尚且有过大理国，在历史上还有一席之地，而贵州只有夜郎国的遥远传说。

在明朝以前，贵州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社会形态是土司制，也就是少数民族酋长制，中土王朝顶多对其是羁縻遥领。

到了明朝，土司表面归顺，但是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自成一国。归顺与反叛、操控与反制、一统与分裂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明成祖朱棣下决心经略云贵，“改土归流”：中央派驻“流官”，架空土司。一边发官印，一边动刀兵，经历了数百年。有明一朝，土司既和日本、朝鲜一样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员，又作为明帝国的行省存在，这种双重身份也体现出贵州地区的复杂性。

到清朝雍正年间，贵州才算真正纳入中土王权的管辖范围。

但是，其实在明朝，贵州就已经逐渐开化。有两个明朝人对贵州做出过关键性的表述，一个是被贬到贵州龙场（修文县治）当驿丞的王阳明，其职位相当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站长。他贬官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于创立了彪炳天下的“心学”。现在的龙场简直成了道场，慕名参拜的人络绎不绝。

另外一个是徐霞客。他壮游天下时路过贵州，也是历史上对黄果树瀑布进行详尽记载（见《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一》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一人。通过他俩零星的描述，贵州才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贵州是一个因路而建的省份。在元代，今天贵州的地域分属于云南、四川、湖广三个行中书省，中央政府都是利用四川来绕道控制云南。到了元末天下大乱，历经磨难的四川损失惨重，人口锐减至原先的二十分之一不到，依托四川来控制云南变得难以实现。

另外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下，加上大运河的贯通，“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开始出现，要想控制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直达湖广是最好的办法。两相权衡之下，元朝政府就开辟了一条东路，叫普安路，就是现在的湘黔线、滇黔线。

明朝时期，为进一步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在元朝原已开通的驿道基础上进行整修，全面展开以贵阳为中心的道路、驿传建设。要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维持这条数千里之遥的漫长驿路，大力经略驿道沿线地区，便成了明廷在整个西南经略的关键环节。

为了保住这条建于元代的，东起湖广、横贯西南的驿道，明廷在贵州驻扎重兵，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数千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军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器，还带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市场需求、文化需求，城镇圈、市场圈、文化圈也因此而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不统一带来了诸多麻烦，有时一场官司要三个省来管。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政府平定思州、思南两宣慰使之乱后，废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后来建立了贵州省。按照当时的情况而言，贵州省绝不是因为经济上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成立的，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太重要了，必须派军队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的省。

鉴于西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这条大通道堪称国之重器，崇祯皇帝曾发动嫔妃捐献首饰也要保护这条路。“天下有两件事情不能放下，一个就是辽事，另外就是黔事。”明代灭亡前夕，崇祯拼命要保的，除了北方边关，就是滇黔大通道。

全世界的历史上为一条路建省是绝无仅有的。奢香夫人、王阳明、奢安之乱、海龙囤、南明小朝廷……这条驿道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板、每一座山，几乎都有着尘封的故事。为路建省这个重大的国家举措，不仅改变了整个西南的格局，也几乎重构了中国的文化版图。

探索完历史的纵深，如果再横向打开的话，我们会发现贵州文化实际上也分为两层——少数民族层和汉民族层。

贵州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山脉——雷公山。这条山脉绵延将近两百公里，横跨贵州中部。它的地形特别破碎，形成了通透性、闭塞性并存的坝区文化。这条正好就位于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交汇处的苗岭山脉，也成为了文化的分水岭。以前少数民族经常被汉族打败，陆路走不通，只能找水路走，最后全部在贵州碰到了一起，有苗、瑶、壮、侗族等。

真正的贵州原住民，其实是仡佬族。仡佬族的人办丧事，灵柩上山是不需要“买路钱”的，因为他是原住民，不需要“买路”。其他民族的灵柩上山的话都要“买路钱”，因为他们都是外来户。随着外来少数民族的不断涌入，仡佬族被挤到了犄角旮旯里。但他们确乎是最早的贵州人。

由于荒僻久远，贵州民族交往融合的相关记载并不多，但在残章断简中隐约可见。由于山区特有的封闭性结构，很多山洼里的村寨在几代之后都各自演化成了新的民族。不过，各民族间很难清晰界定，到如今贵州还有很多说不上名字来的少数民族；在全国未识别的少数民族中，贵州就占了一大半。贵州的吊脚楼、银首饰、刺绣、蜡染等，不是哪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跨民族的象征。

虽然多数人对贵州的印象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其实自明朝之后汉族一直是贵州的主体人群。

历史上贵州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移民潮。

明朝时，大批军人、商贾的进入，直接改变了贵州的格局。

到了清代，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自然移民大规模涌入贵州，主要来自三地：一是江西。在现代被严重低估的江西，历史上却是非同一般：在贵州各处水陆码头，势力最大的就是江西会馆。二是湖南。严格地说，湖南人背后也是江西人。三是四川，特别是川东这一块。这些移民到贵州的时间不一样、地域不一样、民族不一样，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贵州的第三场大规模移民潮，是抗战年间由战乱引发的大规模内迁。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成为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浙江等省逃亡者们的避难所，这批人被称为“下江人”，任正非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贵州的传统生活方式。

第四场移民潮源于解放战争。在解放前，贵州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上级决定，让来自山东菏泽的冀鲁豫南下支队和二野五兵团的西进支队，在完成军事任务后直接就地转业，接管贵州。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尤其是山东籍的干部群体，给贵州的上层建筑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五场移民潮发生在“三线建设”时。“好人好马上三线。”地处西南边陲，拥有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能源矿藏丰富的贵州，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大量企业开始从松辽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边、黄浦江畔、胶东半岛、赣水河畔、江浙水乡等地搬往贵州。

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持续了十余年之久。它给贵州带来了超过十八万“三线移民”。这批数量大、群体性强、来自地域广、素质高的外来者，在命运被时代改写的同时，也改写了贵州。其中有两个上海人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位是王小帅，一位是李建忠。

其实贵州与上海渊源很深。我小时候的几位上海老师，他们带来的大白兔奶糖、的确良衣服、钢笔、收音机，都是我对文明世界的第一印象。很多贵州大山里的上海知青，以自己的蹉跎岁月为代价，点燃了苗乡侗寨的文明之光。

作为“三线子弟”的王小帅，从小在贵州长大。然而从《青红》《我11》到《闯入者》，他导演的这些电影中的贵州，有着始终如一的铅灰色天空、杂芜着乡村和陋巷的厂区，以及颟顸的贵州当地人。抛开艺术性不谈，王小帅作为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直保持着骨子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一边用光影记录贵州，一边宣泄着他本人压抑的青春岁月。

另一个成长于贵州的上海人——“黔香阁”的老板李建忠——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幼年跟随父母来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然后又回到上海。然而，和王小帅截然相反，李建忠对贵州爱得深沉，处处以贵州人自居、以贵州为荣，以传播贵州文化为己任。在大玩家、大收藏家的基础上，他亲力亲为，推动黔菜走出大山，蜚声上海滩这个国际窗口，他把贵州菜做出了气象，做出了文化。

同是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个“洒向人间都是怨”，一个“洒向人间都是爱”，两者对比颇有意思。

贵州虽然建省时间不长，但故事不少。百族汇苗岭、五州填贵州的迁移史，给贵州带来开放、包容的民风同时，也造成了凝聚力、向心力不足的问题。贵州人口构成复杂、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再加上移民大多来自文化昌明之地，因此，他们更是追根溯源，喜欢谈论祖上的荣光，而不认同脚下的贵州大地。这种现象，直到这些年贵州迎来大发展，才渐渐得以改变。

夜郎自大？黔行天下？

《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记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这真是一段千古奇冤，典故中写得明明白白，因为道路不通，云南滇王再寻常不过的一次追问，躺着中枪的却是旁边的夜郎王。自此“夜郎自大”这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贵州人的头上，而这一扣就是两千多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总结贵州人的特质，从贵州的山川地貌中应该能找到某些线索。

众所周知，贵州多山。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山阻隔，永远走不出来；还有一少部分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他们迫切地想要去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比地还大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的胸怀和想象，这种想象力足以穿透时空。

我小时候最深的印象，就是站在山头眺望着关山万重，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那时我们家住在大院里，一起住的还有几户人家。其中的一位发小，他父亲在煤矿上当采购员，每个月回来一趟，和他父亲聊天都会成为十三四岁的我难得的精神盛宴。有一次发小向我炫耀他父亲从海边带回来的贝壳和海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一边看贝壳，一边听他父亲讲海上日出、潮起潮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广阔，让我无比向往。长大以后，我专门去了故事里所描述的那片海岸，无比失望，那里只有一小片根本谈不上恢宏的海滩。但童年的故事与贝壳，极大地刺激了我的想象力。

大山就是这样，山里面的人要么颟顸、目不识丁、妄自尊大，要么是奇才、怪才、鬼才，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穿透一切。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一大批贵州人的特质。所以，当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些人走出大山的时候，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不屈不挠的意志、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爆发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现实却是偏远闭塞。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王阳明的故事。王阳明被贬到龙场，在他的文字中描述的贵州，是一片瘴疠之地。那时我才七八岁，第一次听说什么叫瘴疠。所谓的瘴疠，是由瘴气引起的疾病；瘴气，是指南方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古人认为是传染疟疾、瘟疫的病源。不过，用现代语言来说，瘴气就是云雾缭绕，负氧离子高，是空气质量好的象征。

在卫生条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的身体条件普遍较差，饮食气候也多有不同，再加上很多是贬官至此，心情压抑，自然常有不服水土的现象。从江浙过来的王阳明，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评判，称贵州为瘴疠之地倒也不为过。

贵州作为弱势省份由来已久，以至于很多好东西都被兄弟省份抢走了。丁宝桢发明的“宫保鸡丁”，原本就是从贵州的“辣子鸡丁”衍生而来的，我老家那边田间地头的老太太都会炒一手辣子鸡，结果摇身一变却成了川菜名品。

贵州人出去，也常被认为是四川人。在四川巨大的虹吸效应下，贵州显得黯淡无光，更不要说跳出西南和全国比较了。所以，与其说贵州人夜郎自大，毋宁说是用自大来掩藏自卑，用蛮横来保护敏感。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贵州人走出大山，这批刚走出去的贵州人进退失据、心态失衡是很正常的。

年轻时候的我也一样，因为出自弱势省份，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常常变得敏感、嫉妒、偏执，反弹心理很强，因此说话尖刻，用语辛辣，把自己的不顺归咎于客观环境；慢慢见识多了以后，才逐渐变得宽容与豁达。

自卑和自大一体双生，贵州人的性格的确充满了两面性：他们很坚韧，但坚韧常常变成偏执；他们很机敏，但机敏可能变成市侩和小气；他们有独立意识，但弄不好就会演变成山头主义；就连他们最引以为豪的百折不挠、日鼓鼓的精神，距离颟顸、夜郎自大也只有一步之遥。

我常说，贵州人先天不足，后天可畏。正如霸蛮是湖南的基因，豁达是四川的空气，日鼓鼓就是贵州的灵魂。但前提是一定要走出去，走出村寨、走出乡县、走出市、走出省，甚至走出国门……囿于山中的贵州人和闯荡江湖的贵州人其间差距之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只有走出去，你才能领略到风云变幻、天地恢宏，原有的缺点才会变成优点。用一句年轻人说的话：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当然，走出来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贵州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磨炼，还有对自我认同的坚守。

山外的贵州人往往有两种，一种属于鸵鸟，能不说尽量不说自己是贵州人，即使被迫承认，也必须申明“我爹籍贯何处，我妈籍贯何处，我爷爷籍贯何处”，找到证明自己不是贵州土著的证据。

还有一种则更加勇敢，毫不避讳自己是贵州人，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曾和龙永图先生专门交流过这个问题：当十个、百个、千个贵州人纷纷成才，当张三、李四、王五都愿意承认我是贵州人时，天下谁敢小看贵州？

最近，我欣慰地发现，贵州人的自我认同感终于有了质的突破，从羞于承认自己是贵州人到勇于强调自己是贵州人，并且非常抱团，以至于引起周边那些发达省份的嫉妒羡慕，颇有点当年湖南崛起时“无湘不成军”的豪情。

看到这批豪情满怀的年轻黔商们，我非常欣慰。唯独有一点，像我这样早年出来闯荡的贵州人，普通话大多不好，说不来卷舌音，我在“喜马拉雅FM”上开设的《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课程里，收到最多的评价就是内容很好，但是口音太重。当我听到这批年轻贵州人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时候，反而浑身发痒，别扭极了。这也是所谓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吧。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曾写过一首诗：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几年前在我给江浙做策划的时候，当地的领导对我说：“当年刘伯温说的‘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现在看来真有可能了。”

我回答说：“在‘云贵胜江南’的过程中，云南是上半场，贵州是下半场，好戏还在后头哩。”

自古云贵是一家，但它们的发展走向了两条路。云南是坝子，在阳光下完美地展现自己的风情；贵州则是一片沟壑，你很难一下子就窥探到它的神秘。

云南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大板块的团体，贵州的少数民族都是在沟壑中插花般的分布着。山水切割了地面，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使世居贵州的民族始终难以形成诸如邻省云南历史上的滇国、南诏国、大理国等政治经济实体。

从事策划行业二十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从昆明世博园，到大香格里拉，一直到西双版纳，深度地参与了云南的休闲旅游策划。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云南领跑上半场后，下面就轮到贵州了。

很多人了解完云南之后，就会以为贵州和云南差不多。其实，贵州在千沟万壑里面的神秘与神奇，像一块神奇的“豆豉粑”，很值得人们去花时间琢磨。

因此，我曾大胆预言，在“吃饱了撑的”的大休闲时代，贵州会在云南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从1.0版本到2.0版本，从观光游到体验游，真正地领跑下半场。

两年前我在贵州省作报告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观点：云南上半场，贵州下半场。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贵州后来居上的机会已经来了。不久后在贵州召开的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专门重复了这一观点，并表示高度认同。

天时——大休闲时代的到来。

在农业时代，平原最值钱；在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在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若干年制约贵州发展的条件，今天都成了助力飞腾的资源。对于旅游休闲来说，落后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在工业化浪潮大肆冲击的时候，贵州因为交通不便，很大程度上躲过了这一波。虽然天天被“老少边穷省”的“贫穷”帽子压得抬不起头，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天的贵州仍是一片真山真水，耕读渔樵，民风淳朴，空气都可以直接打包出售。事实证明，贵州砸重金搞工业化，尤其是大搞庸俗工业化，必定失败；但是做休闲旅游，贵州一定是绝版资源。

地利——交通条件的跨越式发展。

贵州是近年来“铁公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九条高铁纵横，四座客运站林立，再加上一座大型编组站、一座大型货运中心，使得贵阳成为了真正的“泛亚通衢”，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物流集散地。再加上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贵州的交通近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六百多年前因路而生的贵州，如今又一次因路而兴。现在贵州就像棋眼，密布的交通网就像棋盘上纵横交错的线路。在珠三角、长三角填得很实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人有休闲或者精神需求，都可以到贵州这个棋眼上来采风、采气。对于贵州来说，这真是一子落而满盘皆活。

天时、地利具备，最关键的还是人和。

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贵州，孕育出了一大批日鼓鼓的贵州人。再加上贵州近年来执政者眼光长远，准确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大交通、全域旅游、大数据，贵州的发展不快都不可能。而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无中生有”的大数据产业。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正在重构我们的生活、生意和生命。贵州率先提出打造“云上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抢占了时代的制高点。论贵州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大数据的最佳温床：第一，温度适宜，尤其是夏季凉爽，有利于服务器安置与存放，也为高级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二，地质稳定，少发地震。第三，水电资源丰富，有便宜而稳定的电力供应。

如今苹果、微软、戴尔、惠普、英特尔等世界知名企业，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京东等全国大数据、互联网领军企业，纷纷来到贵州发展。高端人才，特别是信息相关领域人才，持续流入。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贵州已经和上海、浙江一起成为全国大数据人才流入意向最高的省市。和北京出租车司机喜欢跟乘客聊上几句家国天下一样，你从贵阳司机嘴里听到的多半是大数据，而且他会非常自信地说：“大数据，我们最牛。”

每年在贵阳举办的数博会上，BAT三家的掌门都会齐聚贵阳。此情此景发生在北京、深圳或是杭州等城市都不足为奇，那些城市是互联网的聚集地，科技与财富共举，人们习惯于谈论资本，被互联网包围。但贵阳这个位于西南边陲的城市，因为大数据，仿佛一夜之间从边缘走到中心，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新高地。诚然，大数据产业在贵州真正大放光彩还需要一定时间，它对市井的影响也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这种勇于求新的突破之举，正是贵州精神的最好注解。

放眼中国，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自然环境、文化风情、生态食品上，贵州的资源都是绝版。作为整个中华民族采风、采气的棋眼，启动内需的高端休闲度假平台，建立面向未来的大数据基地，贵州有着无限的潜力与价值。

行将收笔之时，我不禁感慨：近三十年来，作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的贵州，迅速崛起，变得让天下不敢小看贵州。如果说四川是中国的盐，湖南是中国的辣椒，贵州就是中国似臭实香、稀奇古怪却又充满神奇香味的豆豉粑。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巨变。

三十年间，天翻地覆，王车易位，贵州之变何尝不是中国的缩影？英雄与时势的辩证法充满了永恒的魅力，贵州这块“豆豉粑”孕育了一大批国际级的人才，这批人才又赋予了这片土地更深刻的内涵。一省如此，一国亦如此：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是人。

最近我去欧洲各国考察，两相对比之下，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不可阻挡的生命力。回眸历史，哪一个大国的崛起不是乘着时代剧变的大潮而来？

物换星移，潮涨潮落，今天的世界又开始了新一轮洗牌和角力。时隔数百年，命运之神再次向东方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一次，我们能把握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