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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3-18-01：教员的历史性决策，延安整风的前台幕后 -《学习和时局》历史背景篇"
author: ["躬行客"]
created: 20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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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和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历史背景篇：教员的历史性决策，延安整风的前台幕后

延安整风距今已有80多年。

前前后后我也写了多篇关于整风的文章，对整风的决策思路和发展过程也算了解。但说实话，直到这一篇文章我才真有一种戳破窗户纸，看到延安整风真容的感觉。

教员有句话很深刻：

"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深刻地感觉它。"

每次对旧东西有了新感悟，我就想到了这句话。一想到了这句话，就明白了自己过去有多么无知。只是站在门外看了几眼，就感觉搞懂了，实在太自大。

延安整风运动在毛选里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三卷共有31篇文章，其中有9篇跟延安整风有直接关系。从首篇《<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到末尾第27篇《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都在讲延安整风。

整风运动这条线贯穿第三卷首尾，可见其重要性。

而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哪怕出现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种抹黑教员和否定延安整风的书，党内对延安整风的评价也一直没有变，一直都是高度赞扬。

哪怕二十大以后，还在强调要学习延安整风的建党路径。

延安整风的玄妙之处究竟在哪？我们能从整风运动中学到什么呢？我会在《学习和时局》的系列解读文中，尝试从多角度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此文的历史背景开始讲。

历史背景篇字数有1.2万字，需要一些时间慢慢读，但从头到尾读完后，你一定会对整风有更深刻的认识。教员在整风运动上花了这么多篇幅，一定有他的道理。

此文重点会放在教员的解题思路上。

教员的决策思路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搞得懂，教员的解决办法究竟有多少含金量，玄妙之处在哪，也需要结合现实矛盾，才能理解吸收。

读毛选要结合毛选背后的具体问题读，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事。

《学习和时局》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现实矛盾呢？

此篇原文字数超过6900字，是毛选里比较少见的长文。但涉及到了一些无法拿到桌面上讨论的东西，或者说偏向政治阴暗一面的内容，比如抢救失足者运动，整人和被整，导致此文的历史背景较为复杂。

此文分为学习和时局两部分。

关于时局的历史背景，教员讲的比较多，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失败，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形势，教员基本都提了几句，唯独关于学习这一部分的历史背景，教员只用"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一笔带过了。

小平后来讲有些历史宜粗不宜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过于研究历史细节，就会发现人无完人。

紧紧追着糊涂账不放，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辩论、争论之中。

就好比一个家庭，如果真算起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其实也有一些不能细细深入研究的东西，要是真把人心拆开了，把人性蹂碎了一点一点掰扯清楚，一个家也就散了。

谁家的锅底不是黑的呢？

《学习和时局》很能反映教员处理内部矛盾的高超水平。

处理矛盾不是各打三十大板，不是说一些不痛不痒好听的话，而是从矛盾根源入手，直接摧毁不可调和矛盾诞生的根基，斩断能持续滋生各种扯不清理还乱问题的根源。

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水平。

《学习和时局》一出，原本愤愤不平的同志立马服气了，原本惶惶不可终日的同志立马安心了，原本剑拔弩张的内部形势立马归于平静了，现有的已经成熟的重大矛盾和历史分歧都得到了根本解决，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问题是，对立分歧是怎么造成的？团结又是如何促成的？

延安整风的目标是思想上团结统一。

但取得这个结果的过程是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引起极大混乱，会打倒一批人。最后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党内的对立。整风期间闹出了那么多事，上下都乱了。

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促成团结，就是对立分歧的来源。

矛盾被挑破了，错误被摊开分析，难免会发生冲突。

直到《学习和时局》这篇延安整风的收尾文章发表前，延安内部的思想依旧是乱的，但教员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一篇文章下去不仅解决了思想混乱的问题，还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气候。

挑破矛盾纠纷后，还能达成促成更大的团结。

把旧制度打破后能建立新制度，矛盾挑开了能重归团结。破而能立是教员的本事，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团结的重要性我们都懂，从家庭来讲，从国家来讲，只要能做到团结啥困难都不怕，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上下同欲战无不胜，但很难做到。

因为矛盾是普遍的，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导致团结成了一个交互问题，既要搞定现有的矛盾纠纷，还要规避新的不可调和矛盾的产生。这需要宽广的心胸，需要审时度势的能力，需要沟通、分析能力，还要深刻理解人性，深刻理解事情的复杂性。

可见，团结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能力。

没有这些能力就无法摆平矛盾，也就无法团结人。

团结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矛盾纠纷。谁对谁错总要有结论，总要分析总结经验，批评就是为了分清是非对错，但搞清楚争议的过程中，难免有争论有分歧。

所以这里有一个难题，怎么把是非对错搞清楚的同时，又不至于把关系搞坏呢？

教员毫无保密，公开了自己的团结公式：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是我党处理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原则，最关键的是就是要抱着团结的目的去批评，要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批评，才能达到新的团结。

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打击人而批评，是不能取得团结的。

但知道团结公式后，反而更迷惑了。

稍微有点社会经验就晓得，指出他人错误是很危险的，所以批评往往不能带来团结，反而会制造仇恨，最后往往是新仇旧恨一起算，你攻击我，我暗算你，导致更大的对立。

问题出在哪呢？

为啥教员可以用这个公式，而我们用不了呢？

问题出在我们对形势发展没有预见性，出在我们无法把握矛盾的根源，已经矛盾在转化时的关键环节。

或者说，我们只晓得要放火，知道要展开批评，但团结真正的精髓不是放火，是控制火势，以及最重要的灭火。

接下来我们会探究教员是怎么控制火势的，又是如何控制矛盾根源的。搞懂了这个，对我们处理复杂的矛盾转后，会有很大的启发。

《学习和时局》就像一盆水，快准狠，一泼出去就把火势彻底扑灭了。要想达成这个效果，需要我们把握住火势的源头是什么，才能一击必中。

这场大火最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历史宜粗不宜细，这是从团结一致往前���的��求出发，而得到的结论，但从学习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想获得知识必须要细细梳理历史，宜细不宜粗。

此文的直接历史背景不复杂。

整风运动进入最后阶段，也就是学习《两条路线》阶段后，群众开始自发围绕路线的历史问题，清算博古、王稼祥、凯丰等犯了路线错误的人。

这种清算一开始是按照敌我矛盾处理的，闹得非常难看。

许多人学习完《两条路线》后，明显感到历史上有一条错误的路线，随即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该以何种态度对待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呢？

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跟斗争到底。

犯过错的人不敢反抗，没有犯错的人积极斗争，于是延安搞得了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种乱不是审干的那种乱，而是党内人为制造出了两个对立阵营。

一个阵营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一个阵营是错误路线的代表。

两个阵营对立，发展下去迟早要对立分裂。

为啥学习《两条路线》会导致党内出现分裂对立倾向呢？因为这一阶段，本质上制造出来一个囚徒困境。

啥叫囚徒困境？

我们在《组织起来》解读文中提到了吴满有。

吴满有是曾经的劳动英雄，但他被国民党抓住后被改造为反面人物，国民党把吴满有贴上发革命标签后，故意把他释放回来了，让我们无法处理这个人。

吴满有回到延安后，当地县委非常为难。

他们不晓得该如何处理吴满有。最后很果断，直接开除了吴满有的党籍，以叛徒对待吴满有。这种做法是不近人情的，是简单粗暴的。

但这是当地县委必然会做出的选择。

因为他们要是不这样干，就要向上级解释，为啥不跟吴满有划清界限？为啥要保留吴满有的党籍？进而，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会被质疑。

到时就是黄泥抹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根本解释不清。

与其如此被动，不如直接跟吴满有划清界限，哪怕搞错了，事后如果有大领导发话了要保吴满有，追查起来也顶多是个批评，但不会犯政治立场的错误。

这种主动出手更有利的情景，就叫囚徒困境。

只有那个先行动的人才会有好下场，不然就等着吃瓜落儿吧。

柯庆施在抢救运动中被突然袭击，他自己包括杨尚昆等周围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把柯庆施拖出来了呢？后人有人点出柯庆施的要害，他没有及时跟王明划清界限。

没划清，就有嫌疑。

学习《两条路线》时因为划出了清晰无比的两条路线，也造成了一种囚徒困境。跟路线错误划清界限，你就是清白的。你不划清界限，总会有人划清，他划清，他领奖，他得正果，你呢？

只能成为一个倒霉蛋。

囚徒困境一旦形成，就会搞得人人自危，思想上饱受折磨，再加上两条路线搞出了两个阵营，导致党内形势剑拔弩张，稍有不慎立马就要发生破裂的大问题。

所以许多人最后总结出来一个政治经验：宁左勿右。

这种经验从李立三上台后就已经形成了，刘少奇在白区党会议上就讲，当时下面许多人为了不被怀疑，故意表现的非常偏激，结果导致了更多伤亡。

身处囚徒困境中的人，为了解决困境，出现了"宁左勿右"的偏向，这个偏向落地后又产生大问题，最后总结出了：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

解决老问题，又会出现新问题，不管怎么做都有问题，这就是做事的难处。这也是我们以提升认知为目标读毛选的原因。我们要学教员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学具体的结论。

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永远解决不完，光记现成的解决方案和结论没有用。记住了也没用，你肯定会遇到更多新问题，比书上讲的多得多。

��果你不会自发地寻找解决办法，那么你注定走不下去的。

教员的本意并不是制造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解决另一个更重大问题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

我们在《整顿党的作风》历史背景篇中提到过，教员在整风之初让胡乔木收集党的历史文件和各种决议案，以制作《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本材料。

为啥要搞这两本书呢？

因为王明这货要抢党史解释权，王明回到延安后开始积极推广他的一本小书《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他把六届四中全会夺权说成是正确的，实际上，王明比李立三更左，他的路线错误比李立三和瞿秋白等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王明这人没有自知之明，想把错误的历史结论灌输给许多新党员。

教员一看这情况还得了，要是几十万新党员被王明的错误观点俘虏了，把错误当成正确的，问题就大了。

于是立马着手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

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把六大以来，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上台后发布的中央命令、以及决议案，跟教员自己写的意见和文章放在一起对比，这本材料叫《六大以来》。

而胡乔木弄的《两条路线》就是从《六大以来》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过去的决议和观点已经落地了，有了确切结果，所以对比特别明显。对错非常分明，特别能教育人。可以讲，延安整风真正解决思想问题的，就是学习《两条路线》。

什么事情，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两条路线》既编进了观点正确的文件，也编入了观点错误的文件。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一看这些文件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决议案产生了什么结果，那个观点又是怎样结果，经过比较，是非分明，功过了然。

所以大家学习后立马就发现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

正确路线以教员为代表，错误路线则以���明等人为代表。

教员让胡乔木整理《两条路线》的本意就在这里。

本意就是用真实的历史说话，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思想路线是正确的，什么思想路线的错误，以此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

结果副产品却造成了一种囚徒困境。

这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因为对错分清之后，犯错误的人自然而然就要接受处罚和批斗。有了对错标准之后立马就会要求大家选择，谁不选择，谁就默认支持错误路线。

所以就引发了对立和混乱。

教员这篇文章的主要作用就是打破困境，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兜底，就像延安县委处理吴满有时，因为没有更大领导兜底，所以他们必然倾向选择对自己危害最小的选项，选择优先保全自己。

但只要有个非常有分量的人，站出来兜底了。困境被打破了。

无论怎么选都不犯错，大家就没有了抉择压力。不用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不用背负抉择错误的巨大责任，也就不用剑拔弩张，整天防着这个，防着那个了。

所以教员一上来就明确了一点："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一句话就明确了处罚标准，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不是无情斗争，而是宽大处理。

随后又在政治上给出了明确答复：

"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教员承认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路线错误定性为党内问题，不追究政治责任，不用上纲上线。过去的错误不是立场错误，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只不过方法上有分歧。

政治上承认临时中央的合法性，就是从根源上兜底了。

对于犯错的人来讲，这就是最大的一颗定心丸。

可见教员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什么，最要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结论一下立马就打破了囚徒困境。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不用急着划清界限，因为没有必要了，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必惊慌，因为不会秋后算账。

以上就是《学习和时局》的直接历史背景。

问题出现了，教员出手了，问题解决了。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简单？

但这个历史背景里有一个简单却很奇怪的事，我没有直接点破。现在你回看前文，想一想延安整风的发展过程，能不能发现这个简单却又奇怪的事？

揭开谜底。

这个简单却又奇怪的事是什么？就是开展学习《两条路线》运动的时间节点很奇怪，太晚了。

如果早点开展学习《两条路线》的活动，各种冤假错案可能就不会发生，就能避免很多悲剧。但教员是经过了一系列步骤，过了很长时间后，才在整风收尾阶段，开展这个学习活动。

为啥呢？

道理很简单，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个单薄的答案，而是触及灵魂的深刻经历，和拨云见日的总结反思。

这就像教育孩子，把一个正确答案过早给孩子，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根本不能帮助孩子少走弯路，反而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只有当孩子自己碰壁了，当矛盾发展到一个程度了。

此时家长再出手，给出正确的分析，抛出正确的答案，帮助孩子解决难题，才能起到非常好的教育效果。

绝大多数教育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着急，急也没有用，反而起反作用。

教员在着急这件事上吃过大亏。只有等到矛盾成熟了，一个人的认识才会成熟，只有一个对错误的认识成熟了，此时他才能听得进意见，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变。

认识的过程可以加���，���绝不能省略。

矛盾要么在萌芽阶段解决，一旦发展起来就要引导它，以防朝更坏的方向转化，然后要有耐心，当问题成熟的时候，才能彻底解决它。

大师和普通高手的区别就在这里。

大师有把控事情发展节奏的能力，而普通高手只是掌握了一些所谓的高明技巧。

魔术师刘谦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魔术，一种是观众看了会说：真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还有一种是观众看完后会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完全出乎预料，太震撼了。

前一种魔术师只是掌握高明技法的魔术师，只有后一种才称得上是魔术大师。因为后一种魔术，会给在场的人留下回味终生的绝妙体验。

这种效果是怎么达成的？

魔术本身还是那个魔术，并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变化，不一样的是后一种魔术需要经过漫长的铺垫，需要不停管理一个人的预期，耐心引导一个人的注意力。

一直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在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环节，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的时候：

啪的一下，突然把魔术变出来了。

此时，这种反差极大的神奇体验，会让人记住一辈子。

能耐心等待一件事成熟，这就是大师。同样的道理，教员要想从根子上解决思想问题，仅给出一个正确结论是不行的，也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反复铺垫。

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里的一句话，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五个字：

等待与希望。

我们在3-8解读文《教员从来是成全他人，放低自己》提到了周恩来对教员的评价。周恩来跟教员长期共事，既当过教员的领导，也当过教员的助手。

周恩来就发现教员身上有两大优点，建议青年一定要学习：一个是坚持方向，一个是实现方向。

所谓坚持方向，就是坚持真理，坚持走正确的路，哪怕再难再苦都不放弃。所谓实现方向，则是具体做事的办法，将真理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办法。

真理是如何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呢？

真理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所谓掌握群众，就是群众真正理解接纳真理，就是正确观点逐渐被大多数人理解认可。

问题是，真理掌握群众的过程，一点都不比发现真理简单。

教员1927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已经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径，但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教员的观点才真正被高层接纳，还只是接纳了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完全接纳是在1944年整风完成之后。

教员一直怀揣着希望，也一直想把希望传递给其他人，但教员后来发现，过早给出去的希望是刺耳的反对声，要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希望才能带给人力量。

至于什么时机才是合适的，这就是火候了。

教员在真理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被动打击。

中央苏区时期，教员还不懂等待的奥秘，由于教员一直跟项英、博古等人正面对刚，反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导致矛盾冲突不断，最后差点被甩下车。

在长征期间教员进入第二阶段，学会了耐心等待。

周恩来对此感触最大，因为他就是教员用此办法说服的人，他说："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所谓有机会，就是错误观点碰壁的时候，大家吃亏了。教员就抓紧机会教育一下，指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在绝望的时候带给大家希望。

一个能带给他人希望的人，不用争权夺利，必然会成为领袖。

但到了延安之后，时不我待，根本没有时间让教员慢慢等。在形势逼迫下，并且在教员具备了一定威望和号召力后，进入第三个阶段：

主动改造阶段。

延安整风就是教员主动改造党员思想，加速真理掌握群众过程的探索。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是教员在主动改造期间，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

教员的这三阶段变化是我自己总结的。

但这三阶段变化对理解延安整风运动有一定指导效果，只有看到了教员的主动性，看到了教员的摸索，才能看懂延安整风期间发生了各种事。

我们先简要回顾延安整风的大致过程。

从全局视角来看，延安整风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风的思想准备，1941年4-5月间，教员先是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和《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整风的序幕。

此阶段打出的旗帜是调查研究。

这两个整风文件发表后不久，紧接着7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很显然，调查研究是整风的切入点。

教员要先造成一种气候，形成一种适合主动改造的氛围。

当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风吹起来后，紧接着1941年9月召开了著名的九月会议。延安整风是先从高层开始的，九月会议是高层整风的正式启动标志。

氛围起来后，也不是全面普及。

而是先把最关键的环节打通，全力以赴把关系到全局发展的第一仗打好，也就是高层整风顺利完成，才能全面铺开。否则高级干部对着干，就会很被动。

九月会议是教员整风的第一仗。

在九月会议上，教员直接指出了临时中央上台，也就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

这是直接指出了路线错误问题。

但要想打胜仗，要想让高层意��到自己的错误，就需要先创造相对优势。

《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文件是在九月会议前后开始编制的，教员亲自负责这个事，所谓《六大以来》就是把中共六大以来所有的文件都收集起来，做一个文件合集。

胡乔木回忆说：编出《六大以来》使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一个武器。把党的历史文献编出来，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了口服心服。

由于前期筹备紧密，高层整风工作是很顺利的。

高层基本上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统一了思想。张闻天是九月会议上第一个主动做检讨的人，随后博古、王稼祥、任弼时还有李维汉等人都主动作出检讨。

紧接着，从1942年1月起，张闻天主动要求去调查。

这是高层整风顺利完成的标志。

张闻天离开延安后，整风进入第二阶段。

1942年2月，教员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延安整风正式开启的标志一时间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

此时，第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

由于下面的人不知道教员意欲何为，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风就是反对所有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产生了王实味事件，文艺界的问题先暴露出来了。

教员只能一边观察矛盾发展，总结经验出手。

教员通过王实味看到了整风的火势有点走偏的倾向，随后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时控制了火势的发展方向。

紧接着延安整风进入审查干部阶段。

审干收集了许多材料，于是自然而然转入反特阶段。进入反特阶段后，形势愈演愈烈，出现了特务如麻的判断随后进入抢救失足者运动。

这一阶段发生了不少冤假错案，形势有失控趋势。

因为康生主持整风后，采取的策略是有枣没枣先打两杆子。

康生只管放火，他看谁有嫌疑，就想办法动动谁。他接管中组部后，几次攻击说陈云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没有阶级观点，他俩的恩怨从这开始就解不开了。康生还攻击张闻天的关于待人接物的文章有问题。

这些大人物根基深厚，康生发表议论后也就发表了。

但有些人可就遭殃了。比如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他是怎么被拖下水的呢？某天早上，中央大礼堂外的墙上出现了一条标语：

柯庆施是反革命。

于是，单凭这条无根无由的标语，柯庆施就成了嫌疑分子。一次斗争会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因柯庆施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李富春宣布柯庆施是反革命分子，随即柯庆施就被捆绑关押起来。

而在批斗高潮中，柯庆施的妻子因压力过大投井自杀。

柯庆施被捕后，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的陶铸也被裹挟进来。选择陶铸作为靶子，是因为他在1933至1937年期间被国民党拘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怀疑有特务嫌疑。

当时陶铸兼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但依旧没能避免被隔离审查。

陶铸莫名其妙被指认有特务嫌疑，接受组织审查后，情绪极为愤懑。他确实不能理解，凭啥抓他？社会部干部李逸民前去探视他时，陶铸暴跳如雷地在骂娘。

康生近乎是无差别怀疑所有人，整起人来不手软，确实遭人恨。

但从整风的目的来讲，康生对自己的职责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而且不怕得罪人，愿意当一个孤臣。但他同时又有自保手段，这是康生比较厉害的地方。

康生这样的人，也只有教员能用。

因为他掀起的火，一般人真灭不了。

就拿陶铸来讲，他是王稼祥的秘书，动他反映出王稼祥在党内的地位很不稳固。当年在中央苏区���，���稼祥还是很有分量的，邓小平被博古当成毛派头子批斗时，是王稼祥出面把邓小平调到了总政宣传部担任干事，带着他长征的。

今时不同往日。

整风开始后，群众基层薄弱的王稼祥受到了很大冲击，哪怕教员一再给王稼祥说话站台，都没能避免王稼祥牵连。搞到最后，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受牵连，而他自己也落选七大正式委员。

教员最后给王稼祥做了宣传，才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

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而康生最擅长分辨形势，扩大形势。

这些身居要职的大员都遭受如此待遇，可想可知大量普通干部的遭遇只会更加不堪。延安整风有一些负面评价，就是从康生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延伸出来的。

这个运动非常过火，牵连的人太多了，教员得知情况后立马下场灭火提出了处理特务和肃反问题的《九条方针》。

《九条方针》确立了一条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这个方针从根本上确立了一条解决党内矛盾的路径，在政治上开创了不枪毙人的解决路径。这对我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了这条底线后，就不至于在关键时刻犯彻底无法挽回的错误。

未算胜，先算败，人总要想好后路。

始终让自己有纠错的机会，不要把路走绝了，这是一种大智慧。

1943年9月抢救失足者运动被制止后，整风开始进入《两条路线》的学习阶段。这是整风的第三阶段，也是收尾阶段。

但学习《两条路线》运动出现了更大波折。

当时的学习办法是各机关先组建学习小组讨论，随后在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批评演变为了人身攻击，开始上纲上线。群众对历史错误确实有认识了，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他们无法分辨错误的属性。

于是就直接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犯了路线错误的人。

有的人毫无思想准备，直接就在学习大会上被轰出来、揪上台，众目睽睽之下，参会者就要他说清楚问题，那个情况是非常紧张的。犯了历史错误的人似乎就只有被消灭一条路可走了。

教员在会上没有立即制止，会议结束后教员对人讲：

开下去非"炸"不可。

教员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

一个政党一路走来必然会犯各种错误，必然有一群人被打倒。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给各种历史问题和犯了错误的人一个合适的终结机制，要能让一件事从政治上画句号。

我这里讲的终结机制，不是把人终结掉，而是说要有翻篇的能力。

要建立一种可以终结各种争论，终结各种历史问题的机制和能力，要让错误翻篇，让妨碍团结的事翻篇。不是口头上的翻盘，而是从政治上、从原则上确立一种机制，真正翻篇。

教员很快就提出了解决办法，作了《学习和时局》的重要报告。

根据此文中的几个原则，最后完成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写进决议，此后彻底翻篇，就成了我党处理历史问题的机制。

不要说一个组织，哪怕一个人不能翻篇，老是跟历史问题扯皮，活在过去的争论里，大量精力和时间都浪费了，能有什么出息呢？

还是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才能看到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没有学习《两条路线》的一时走偏方向，就很难有《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那几条。

整风期间形成的原则，在日后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没有教员在整风期间的探索和经验，缺失了许多兜底的机制和原则方针，恐怕我们党，我们这个国家，会遭遇真正的巨变，类似苏联那种的巨变。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导��

矛盾没到那个尖锐的程度，矛盾就难解决。

但长期以来，很多人死死盯着延安整风中的冤假错案。

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当然是不对的，是要受到批评的。教员也没有推脱自己的责任。1944年前后，教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才是冤假错案的第一责任人，并道歉。

第一次公开道歉检讨是在1944年5月，也就是《学习和时局》发表后不久，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

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

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

教员道歉的态度是真诚的，却不能挽回一些人的生命。过去受过的委屈，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也不会因一个道歉而消失。所以关于延安整风的负面评价一直存在。

但教员除了道歉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事情原本就是矛盾的，有对也有错，可是你必须接受这种矛盾。

只有兼容冲突的观点，才能处理包容常人无法处理的事，才能搁置争议团结一致向前看。正所谓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如果只能看到一面，只能紧紧抓着这些事不放，恐怕永远也不会看到延安整风的伟大之处，看不到延安整风其实是正确观点贯彻代价最小的方式。

要明白一点，真理掌握群众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有成本的。

而且成本非常巨大。

就像一个人要想成熟起来，非得碰壁不可，非得吃一些亏不可，否则不能理解正确观点的意义所在，就不能成长起来。成长的成本是节省不了的。

要想一点成本不出，一点亏不吃，恐怕到时得十倍百倍还回来。

成本不能省略，但可以通过一些办法降低，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学会用低成本的方式快速成长起来。因为人生中有些代价，有些错误，你负担不起。

遵义会议是一次重大转折点。

所谓转折，是说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思想终于转变了，他俩终于在湘江血战、在红军惨痛的牺牲后，意识到了博古的军事路线存在巨大失误，意识到了教员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可以讲，遵义会议的胜利，是建立在红军巨大牺牲之上的。

包括后来鸡鸣三省会议重新确立教员军事领导人的身份，恢复军事三人团，也是建立在红军出现重大失误后，才出现的转变。这些改变，这些成长，都是血泪换来的。

成长的代价太惨痛了。

到了延安之后，教员原本以为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后来之所以下决心整风，一方面是王明不安生，另一方面是项英这个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始终不能悔改。

项英负责红军留守部队时，就已经吃过"左"倾冒险主义的亏了，结果改编为新四军后，还是不能吸取教训，依旧不能理解正确的政治路线，最后导致皖南事变发生。

如果你是教员，如果你亲眼看到这么多同志倒在血泊中才能促使一些人成长，并且清晰意识到什么才是正确的路径，意识到时不我待，你会怎么办？

恐怕你也会想办法降低成长的成本，下决心开启内部改革。

但你我的办法，必然不会有教员发动��延��整风成功。

所以不要那么着急批评，不要那么着急指指点点，何不尝试先理解教员究竟在权衡利弊什么，究竟在避免什么呢？如果你也理解了，看懂了，或许也会像许多人一样，对他老人家有一份体谅和理解。

只有深深理解了一件事，才能更确切感受到它。

我写了这么多篇关于整风的文章后，越发感觉到，如果没有整风，恐怕不会有新中国。教员通过延安整风教育了一批人，改造了一批人。

邓力群回忆：整风以后，特别是日本投降以后，延安所有的干部没有不希望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的，争先恐后，自觉自愿，一点不勉强。

正因为有了这批既有改造世界的本领，还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累的人，才可能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才可能有抗美援朝的胜利，才会有新中国。

没有培养出这批人，没有锻造出这支队伍，新中国是无法诞生的。

以上就是此文的历史背景之一。

为啥是之一呢？

此文主要分为学习和时局两部分，此篇解决了【学习】部分的历史背景，关于时局的历史背景，还需要一篇专门的历史背景篇。在《质问国民党》那篇文章。我提到了豫湘桂战役大溃败。

侵华日军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国军的战斗力更加拉胯。

教员写这篇文章时，小鬼子正打到河南，而国军完全无法招架。

教员直言：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

当国军暴露自己是个菜鸡的事实后，英美苏是何种反应呢？教员又会作何感想？

教员的答复是振奋人心的：

"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

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已经完全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肩头上，同志们不要再纠缠于历史问题，历史在呼唤我们！人民在呼唤我们！

让我们团结起来，创造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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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一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取���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

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它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

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

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

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

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的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了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

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

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约达一万万。

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就���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了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

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权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

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们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的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

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

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

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目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三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它们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

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了���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已经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