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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 毛传2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MzgwNDc3NQ==&mid=2247492747&idx=1&sn=4b8e76a2fabfab127d9a257aefeefea1&scene=21&poc_token=HHNsEWqjug0uCh25HoRfBC8P2BFm8tBR3igOCLXC
带刀客
2026-05-23 革命到底是在革谁的命,到底是在解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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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 2026年1月8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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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首篇为啥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能对毛选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毛选虽然是教员的文章选集,但这套书自出版的那天起,就不是单纯的私人出版物,它要解答新中国的由来问题,要证明中共领导的必然性和正当性,更要用毛泽东思想持续教育每代人,以保卫革命成果。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句话深刻诠释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验和基本逻辑,不管是对内巩固权力还是应对外部质疑合法性的挑战,都需要解决名正的问题,但对于新中国来讲,还要加上一句:

实不明则名不正。

从政治角度来讲,毛选的主要作用是要解决“实明,名正”的问题。

这里的“实”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科学剖析,以及据此展开的革命行动,名则指由此衍生出的革命正当性。

如果现实分析不明晰,革命的“名分”就站不住脚,政权就难以稳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开山之作,正是这一逻辑的起点和基石。它直击革命的首要问题: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势必要回过头来解答:我是谁?

这个问题我们在教员的敌人那篇文章里探讨过。

革命,革命,到底是要革谁的命?革的是旧制度的命,革的是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物的命。当整套旧制度彻底沦为社会进步的阻碍,沦为外敌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工具后,就会孕育新制度的向导——革命党人。

所以我们是谁?

我们撕开旧制度一角,打开了一个崭新世界窗口的革命党人。

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推翻旧制度,改天换地,让新制度的光芒普照每一寸土地,把人从旧制度中解救出来,带到新制度中,这就叫解放。

毫无疑问,谁要建立新制度,谁就是旧制度是死敌。

毫无疑问,谁代表了新制度,谁就有在新社会执政的正当性。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选首篇,要能让读者从革命的“首要问题”入手理解整个革命叙事的形成。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革命叙事体系的形成,为啥会用教员的个人选集作为载体呢?

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

1

农民的困境

从农民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始终是地主阶级。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制度以来,中国朝代经历多次更替。

但不管农民起义多少次,推翻了多少王朝,最后还是要回到封建专制体系之中来。

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牺牲,打碎了旧王朝,结果重建起的王朝还是一个保护地主和士大夫,压迫农民的封建专制王朝。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朱元璋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是几千年来农民群体中最优秀的那几个人之一。

但最后成功夺取政权的朱元璋,已不是农民而是地主了。

农民是在饿死的边缘站起来起义的,直到千万农民倒在血泊中后,直到饿肚子的人死完了,旧王朝被推翻了,起义才会平息。但活下来的农民又接着酝酿下一次起义。这个现象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拥有巨大力量的农民,为啥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呢?

因为农民不知道起义之后应该要做什么。

农民只要起来了,推翻旧王朝就像砍瓜切菜一般容易,问题是,推翻旧王朝后,该怎么建立一个合乎农民利益的社会秩序呢?

在生产力没有突破的时代,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

所以只要农民起义发展到巅峰,走到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地步时,就会不可遏制走向衰落。黄巢当年以无敌之姿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但随即转入战略困境,仅仅三年不到就彻底覆灭了。李自成同样如此,成功夺取北京后就失去了方向,很快就失败了。

朱元璋之所以能走到最后,是因为他中途换题了。

他做题做到一半后发现农民运动没有稳定解,于是立马转型,直接套用现成的答案,成了地主代言人当了皇帝。

农民起来了,又倒下去了。

封建专制主义却在农民的失败中越来越完善,最后出现了清朝这样一个封建制度集大成者。

清朝的封建统治太成功了。清朝成功压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成功破坏了中国文化的进步,成功把自己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障碍。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没想到,在封建制度最完善,对农民压迫最厉害的时代,反倒迎来了农民解放的契机。

2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上学时,书上讲晚清遭遇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话是啥意思呢?

清朝以前,危机主要来自内部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进攻,但这些矛盾都可以放进传统华夷秩序内消化。危机只针对统治阶级,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封建专制的核心经济制度、农耕文明的基本形态从未改变。

但晚清的 “大变局”是根本性的颠覆。

西方工业文明对东方农耕文明,是先进生产力对落后制度的跨维度碾压,绝非过往任何危机可比。

在西方全球化殖民体系面前,循环了几千年的传统华夷秩序一触即溃。

秩序无法保全,面临危机的可不单单是统治阶级和皇族,而是动态秩序下的一切。中国从“天下中心”沦为列强的瓜分对象,面临的是文化断绝、亡国灭种的存亡危机,而非单纯王朝更迭。

西方列强是很阴损的。

他们没有彻底破坏封建专制制度,主要把小农经济基础破坏了,却把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保留下来了,实质是把封建专制改造为列强的统治工具。

这种情况就是教员一直强调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在原有的封建剥削制度之上,加盖一层帝国主义的剥削体系,中国法律之上还有治外法权,社会对普通民众的压迫是双重的,剥削远甚从前。正因为如此,才会诞生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

但再多的农民,也扛不住一架机关枪的扫射。晚清面临的矛盾,已经不能用制度重启来解决了。

在国家民族和人民悲惨处境之下,爱国心切的人是坐立难安的,势必要起身寻找出路。

但革命党人也很迷茫,始终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救国方案。

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后,大家认为孙中山指出的民主共和是正确的,包括教员在内也单纯认为只要把民主宪政的制度建立起来,问题就解决了。

结果一言难尽,所谓民主不过是军阀和列强的玩具。

符合我利益就跟你玩,不符合我利益就弄死你。共和这条路,在陶成章和宋教仁被刺杀后,其实就已经失败了。但直到1919年巴黎和会的外交挫败,国人才从民主共和的幻灭中走出来,才真正下决心重找救国路。

说是重新寻找,其实是实在没招了。

陈独秀等人才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决定试一试社会主义这条更为激进的革命道路。

教员开始参与社会实践的时代,是革命真正方向即将显现的时代,在新民学会的会员大会上,教员总结了各种道理的优缺点:

“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虽然确定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

但望山跑死马,具体路径一直没找到。

3

灯下黑

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等人将所有目光都放在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身上,却忽视了农民。

这种忽视不是看不见,而是清楚知道但就是重视不起来,看得明明白白但就是熟视无睹。

陈独秀就很典型。

他曾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

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既然看到了农民参与革命的困难那就去解决呀。

但陈独秀没有动手,依旧待在大城市的小房子里用写文章的方式干革命,而且工作重心既没有放在争取领导权上,也没有用在组织农民上,都用在了内耗上。

孙中山也有类似的情况。

孙中山临死前还在强调,中国革命的方向在于将民众组织起来。但国民党就是做不到,口号喊了许久,始终无法落地。

一个人在哪里吃了亏,就会特别重视什么。

列强靠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挨了多次打后,签了各种丧权辱国条约后,中国人得出了一个共识,中国是因为落后才挨打的,从科技落后,到制度落后,再到思想落后,通通都落后,所以才有了亡国灭种之危机。

于是,在落后要挨打的紧迫感中,革命党人把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外国传来的先进制度、文化上,想尽办法建立一套更为先进的制度,陷入了灯下黑的困境中。

这个困境是教员打破的。

4

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人能看到什么,不是由事实决定的,是由认知决定的。

一件事在你的认知里不重要,就会下意识忽视,哪怕这件事天天在你眼前晃悠,哪怕你天天讲这件事,也会熟视无睹。

情绪反应骗不了人。

一个人要是骨子里懂一件事,不可能不紧张、不兴奋、不害怕。除非他不理解一件事的利害,根本不懂这里的重要性,所以才没有情绪反应,所以才能一边说道理我都懂,却一边违背道理。

知和行是统一的。

重视不起来,就是认知不到位。

不要骗自己懂了许多道理,你只是认识字,只是理解了字面意思,并不是真懂了道理。人的反应是最真实的,道理能影响你的下意识反应,能控制你的喜怒哀乐,才是真的懂,才真的属于你。

陈独秀等人就是这种状态。

陈独秀对枪杆子问题没有紧张感,对农民问题也没有兴奋感。

后来教员讲陈独秀对军队问题的忽视:“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

啥都知道一点,却啥都不是彻底的懂,做事就没有决心,什么事都缺少一点决心就是机会主义。

反观教员,他回到老家韶山冲亲手搞了九个月的农民运动后,无比确信自己找到了关键所在。所以哪怕被赵恒惕追杀,依旧难掩内心的兴奋,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不仅是对壮丽山河的感动,更是一个革命者在找到确信道路后,那种掌控命运的澎湃激情与舍我其谁的豪迈。字里行间呼啸的,是“找到了答案”的那种兴奋,是对打破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无比自信。

但陈独秀等人就是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导致革命党人的计划始终没法落地,导致革命屡屡失败。

教员后来总结经验,提到了认知上看不见的问题:“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

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房间里头有一头大象,应该人人都能看见才对,当观察社会的视角是固定死的,认知就一定有盲区,无论如何都看不见这头大象。陈独秀看不见,张国焘这些人同样看不见。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让盲人领导革命,多危险啊。

所以教员讲:“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注意关键词:“不能”。

不能的意思是,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为啥做不到?

因为不是真的懂,不是真的把一件事从头到尾,把最紧要的东西搞清楚了。

所以毛选的开篇文章不是《外力、军阀与革命》而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的主要作用是扫盲,扫除革命党人在敌友问题上的认知盲区。

革命到底是在革谁的命,到底是在解放谁?

只要看到了这头大象,所有问题立马就清晰了。不用人教,立马就知道革命的方向是什么了。所以当教员真切把握到农民问题这头大象后,会异常兴奋。因为他立马就懂了过去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也立马懂了成功的方向。

知道做什么,比知道怎么做更重要。

只有那些有明确方向的人,只有那些早早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队伍,才有可能赢。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教员受主席团指定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这是对革命理论的巨大贡献。

从此,教员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虽然当时真正理解教员思想的人不多,但只要教员一个人懂了,就意味着近代革命发生了质变。

千年暗室,一灯即明。

小平后来多次讲:“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小平是识货的。他明白最关键最首要的工作,是看见房间里的那头大象。没有看见大象之前,所有动作和努力都是为了看见它,看到大象之后,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要是没有人指出大象,且摸索着去吧。

大象是教员最先指出来,对大象的摸索工作也是由教员领导完成。所以小平还有一句话: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1936年,教员在延安会见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革命党人摸索几十年而无答案的问题,农民探索了几千年都没有找到的解。

教员一句话点出来了。

5

求知难:本文小结

教员等革命党人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救中国,挽救危局。

从这个目标来讲,我们应该持有民族革命史观才对,但为何最后要搞阶级专政,持有阶级史观呢?

这个事反映了求知的复杂性。

求知的过程,要走很多弯路,这是求知的规律。但走了弯路,就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吗?

并不是,求到的结果,往往跟自己原先想象的结果大相径庭。

为了挽救民族和国家才走上革命道路,但最后是用阶级史观解决了这一问题。追逐目标的过程,就是自我改造的过程。

人,总是在彻底改变之后,才能得到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否则永远得不到。

这是不以求知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在转折中,有些人就逐渐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

王明和博古不就是典型代表吗?

他们后来关心苏联胜过关心中国,拥护莫斯科利益的决心胜过拥护中国利益的决心,这就是忘了初心,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

求知难,实践更难。

找到中国革命的路径方向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选开篇而不是最后一篇。而后面的毛选文章是什么呢?是翻越过一座座高山后的纪念碑。

翻过去了就活,翻过去了才能总结经验继续翻,万一翻不过去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教员他们的探索经验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化为另一个革命团队的开篇。

我们不就是这样一棒接一棒,走下来的吗?

(未完待续)


目前我们有三个系列:读党史、读毛传,结合党史读毛选的付费系列。

很多事并没有那么快,也不见得就有效果

总是播种,常常期待,有时收获。

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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