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m_wiki/raw/《大国大民》王志纲/《大国大民》第五章-什么是河南？.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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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大国大民》什么是河南？"
author: ["王志纲"]
created: 2020-07-14
type: book
format: epub
source: calibre-converted
publisher: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sbn: 9787512512184
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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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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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河南？

河南是个难写又不得不写的话题，河南人也是一群不好说但又举足轻重的人。河南的辉煌标志着中国的盛世，河南的问题也是民族性的深刻体现与浓缩。河南是中国的胎记。想读懂中国，绕不开河南。

## 毛尖、烩面、胡辣汤

河南是个难写又不得不写的话题，河南人也是一群不好说但又举足轻重的人。河南的辉煌标志着中国的盛世，河南的问题也是民族性的深刻体现与浓缩。河南是中国的胎记。想读懂中国，绕不开河南。

在大农业时代，河南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是星汉灿烂的文明高地、数千年的粮仓、风云变化的古战场，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超级IP。河南前省委书记徐光春说：

一卷河南志，半部中国史……数千年来，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危关乎天下兴亡，经济起伏关乎国家强弱，文化盛衰关乎民族荣辱。

小时候，我对河南的全部印象，来源于一句俗语：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

其中的“汤”，当代治史者往往把它与抗战期间驻守河南的国军将领汤恩伯画上等号。后来也有人考证说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因此“汤”灾应为匪患。无论是天灾、兵燹还是匪患，苦难是我对河南的第一印象。

长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河南的印象成了信阳毛尖。多年来我尝遍了各种绿茶，至今还认为信阳毛尖是绿茶之冠。爱屋及乌，我对于信阳也很有好感。

信阳可以说是最没有“河南范儿”的城市，信阳人甚至连河南话里最典型的“中”“弄啥嘞”都不太会说。处于中国南北地缘的分界，信阳很难逃脱“过渡”的命运。不过，“过渡”身份固然尴尬，但北人南相同样也使得信阳具有交织融合的“混血”之美。

和河南接触多了以后，我对河南的印象变成了一碗百吃不厌的烩面，以至于每次去上海，都会一大早去一家河南人开的面馆吃碗羊肉烩面。

我对烩面的深刻印象源于一次考察。几年前，我带一帮企业家去中东考察，但没想到大家对当地饮食十分不适应，全队精神不振。这时一位河南老板站了出来，他居然随身带了一箱烩面，再加上贵州的“老干妈”，一下子成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老板们争先抢食的美味。这一碗烩面为考察增色不少。

在多年的记者与策划生涯中，我不下几十次到过河南，并且深度参与了河南很多区域、企业的发展。郑东新区、空港经济区、郑汴一体化、洛阳、许昌、漯河、新乡……甚至基层的沟沟坎坎，我都有去过。

更加深入地走进河南后，我才发现，河南人最喜欢的还不是烩面，而是胡辣汤。我到过河南很多县市做项目，每次都希望他们带我去吃当地最有特色的早餐，结果每次都是胡辣汤。开始的确吃不惯，吃多了以后，我不禁思考：为什么河南人这么中意胡辣汤？

我与很多河南朋友聊起胡辣汤时，他们无不眉飞色舞、垂涎三尺。甘肃人提起牛肉面，四川人讲起火锅，固然也很自豪，但似乎都没有河南人这么痴迷于胡辣汤。

五味杂陈、苦辣酸甜的胡辣汤里，熬着一部千年河南史。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沿海区域在外向型经济的主导下扶摇直上。相比之下，很多内陆省份则显得默默无闻，成了狂飙突进中的看客，身处中原大地的河南尤为落寞，还成了市井中很多地域黑的主角——就像很多西方人看中国，看到的只是积贫积弱，而忽视了她曾经的辉煌。今天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河南这片中原大地同样需要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

在我看来，河南的兴与衰、利与弊、好与坏，都离不开一个“中”字。

## 天下之中

河南是中国的胎记。中华文明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开蒙、第一场冠礼，都肇始于此。风云变幻，日月经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河南都是中华文明史上当仁不让的主角。

仔细研究中华文明史，我们会发现，河南并不是中华文明最古远的发源地，但它是最重要的孵化地。中华文明正是通过它的孵化，才走向全黄河流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文明的起源有赖于河流不羁的流淌，民生也有赖于河流定期泛滥带来的肥沃温床。纵观人类四大古老文明，无一不是沿河发祥。文明追溯到最初，都有一条原初母亲河。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原初母亲河，是黄河支流之一的渭河。

植被丰茂、水土丰美的渭河两岸，孕育了最初的华夏文明。翻开史书，周礼、秦制、汉习、唐风，四大王朝皆兴于关中，这里面有着历史的某种必然性。关中地处北纬34―35度附近，海拔五百米左右，四季分明，气候温和，群关环绕，也是著名的“天府之国”。千年过后，如今的渭河两岸却是沟壑纵横、落后贫瘠，时移世易，令人感慨。

渭河归入黄河继续流淌，河南也逐渐走上了历史的主舞台。黄河在河南境内流经七百多公里，把最精华的部分留给了中原，也为河洛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易经·系辞上》云：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论语·子罕》上讲：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洛阳盆地、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

河洛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化从1.0渭河阶段进入到2.0黄河阶段；它逐渐覆盖整个黄河流域，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到3.0阶段；之后南北纵横，东西跨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汇聚一体，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到4.0阶段，乃至更高阶段。在中华文明的扩张中，河南是重要的孵化器。

人们通常说讲浙江出人才，如果说浙江出风流才子，那么河南出的就是王侯将相。在中国历史上，河南的宰相数目是全国之最。所谓宰相，宰执天下，权柄极重。河南历来是名相的摇篮。商初的奴隶宰相伊尹、开周名相姜子牙、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奇货可居的一代权相吕不韦、两千年封建王朝的奠基之相李斯、精于谋事又精于谋身的汉相陈平、汉室中兴第一相邓禹、挽狂澜于既倒的东晋宰相谢安、开唐功相长孙无忌、“救时宰相”姚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河南宰相真是数不胜数。

河南名人多，名都也多。“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四个。此外，河南的濮阳、汤阴、淇县、沁阳、新郑、禹州、许昌、商丘、南阳、邓州等十个城市在历史上都曾做过都城。中原大地汇聚了最密集的古都群。

作为中华帝国长达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心，河南这片大地，有太多的陈迹可供凭吊，有太多的故事可供遐想。就连那里的民风民俗，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

2019年我又去了一趟河南，到了新乡下辖的两个县——延津和原阳。原阳号称“宰相之乡”。在原阳时，我特地去了古博浪沙遗址，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故事在史书上只是简短记载，却能够传唱千年。秦始皇东巡，同是见到皇皇天家仪仗，三个年轻人各自的反应却大不相同。楚国的流亡贵族青年项羽，发出了霸气的宣言：

彼可取而代也。

混混出生的刘邦，则充满了对锦衣玉食的羡慕：

大丈夫当如此也。

河南人张良则实施了极其危险的致命刺杀，伙同力士在博浪沙伏击秦始皇。虽然最后铁锥误中副车，但张良一击惊天的气魄还是刻在了史书上。

在原阳古博浪沙遗址徜徉，我不由想起了周恩来。周恩来给人感觉多为鞠躬尽瘁、温文尔雅的形象，其实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中共特科的创立者、隐蔽战线的直接领导人。他身手矫健、擅长易容、精通密码学。此外，他也精通诗赋。他平生写诗的确很少，但他的几首诗都堪称佳作。例如：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短短两句让我印象深刻。眼光、气魄、格局已经全部显现，一幅中原乱世图也在这十个字里徐徐展开。

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巍峨大厦里，所有地域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重要性却各不相同。很多省份只是家具、盆景或者装饰，美则美矣，却不关键。只有陕、晋、鲁、豫少数几个省才是四梁八柱，其中又以河南这根顶梁柱最为关键。

什么叫顶梁柱？简单来说，顶梁柱一断，房子就塌了。自古以来，很多省份受灾，往往是癣疥之疾，一旦灾难蔓延到河南，立刻就成了心腹之患。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观里，只要河南不乱，江山大局还稳得住；一旦河南陷落，席卷天下的祸乱就为时不远了。东汉、西晋和北宋这些定都河南的王朝，伴随着王朝没落的，是中华民族无尽的屈辱和混乱。历史上很著名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靖康之耻”都发生在豫州这片大地上。尽管时而涌现冉闵、岳飞这样的英雄人物，但不过是血雨腥风中的一道道孤单身影。

天下治乱兴衰的根基，还在中原。

## 治乱中原

河南除了在文化上居于“天下之中”，更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原，因此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成王败寇的主舞台。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司马光的这句诗，一语道出了河南洛阳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之事。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这个“中国”便指洛阳。

自夏朝肇始，至清王朝结束，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洛阳。武则天尤为喜爱洛阳，把这个“东都”更名为“神都”，着力营建。由此，冠盖如云、气象万千的洛阳，正式步入巅峰。

在周、秦、汉、唐的一千五百多年间，整个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天下格局也便以关东、关陇两大片区为重心。其中，长安（今西安）、洛阳是我国古代中前期绝对的统治重心。

西安、洛阳这两个城市我都很熟悉，也深度参与过城市发展的策划。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深刻地理解了武则天为什么要做强做大洛阳。

同为帝都，洛阳与长安在文化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长安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中心。长安城内无论士庶，皆以孔孟为尊；而洛阳却恰恰相反。自汉明帝建白马寺以来，洛阳便逐渐演变为佛教重地。北魏时期，拓跋氏皇族迁都洛阳，并且极力尊奉佛教，数十万佛像的龙门石窟便于此时建成。

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曾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使武则天对佛教充满好感，而洛阳的佛寺数量要远远多于长安，钟情佛教的武则天自然偏爱洛阳。

除了个人偏好外，作为政治家，武则天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虽然长安是唐朝名义上的治所，但实际上关中的土地承载力已经严重不足。虽然有轮耕、休耕制度，但长安城毕竟太大了。据现当代学者估算，当时长安城的人口达到八十万至一百万。如此高的人口数量，给粮食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关中根本无力供养。为了满足长安城的粮食供给，朝廷不得不从产粮较多的洛阳调粮。即便如此，仍然常有粮食短缺，以致饥荒横行。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武则天和其前几个唐朝皇帝曾经亲自垂范，带着长安的大批臣民前往洛阳。唐朝开国百余年，皇帝待在洛阳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以至于皇帝都戏称自己为“逐粮天子”。

政权东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安缺水。虽然历史上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但其流量并不大，而且多年战乱一次次摧毁了“八水绕长安”的体系。每当统治者夺回长安，他们发现了比城郭破坏更严重百倍的是，长安最基本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缺粮尚可通过漕运纾解，缺水真就问题大了。

相比较之下，河洛文化滋润出来的洛阳，水资源非常丰富。伊、洛、涧、瀍、黄，五水绕洛阳。古人说洛阳“万家流水一城花”，水月风花，优雅浪漫。此外，广义上的洛-郑-开一带，山川翕集，形胜万千，是绝佳的风水宝地，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集大成者。

时至今日，河南依旧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大餐桌、大厨房。农耕文明的发达，加上历史悠久、王气荟萃，使得河南的美食还是相当有水准的，毕竟调和五味的厨师“祖师爷”伊尹就是河南人。关于河南的美食，除了前面所述的烩面与胡辣汤外，洛阳水席、开封小吃也让我印象深刻。

我在洛阳吃过二十四道菜的水席正宴，全跟水有关系，而且几乎每道菜品都飘着胡椒味，炖的、蒸的、煮的、勾芡的，还有牡丹燕菜，汤汤水水，非常讲究。

洛阳重场面，开封重风情。开封小吃堪称一绝，品类繁多，色香味俱全。尤其是晚上夜市，风雨无阻，夜夜笙歌，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现在的浙江小笼包，其实都是北宋末年开封人南迁时的文化记忆。

然而，自北宋灭亡后，河南持续衰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双中心的迁移。

作为塞外民族政权的金、元，其本质是跨越中原-草原的二元制帝国。在它们的统治下，作为传统中原的河南，政治地位逐渐衰落；沟通塞内塞外的北京逐渐开始崛起，经济重心慢慢向东转移到京杭大运河沿线。再加上黄河于1194年（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向南决口，夺淮河入海，河南原有的漕运系统被彻底摧毁，富饶的豫东平原成为“黄泛区”，从此京杭大运河干脆不走河南，改走山东的济宁、临清。这使得河南的地位一落千丈，加速了自北宋灭亡后开始的衰落之路。

河南的兴与衰，都离不开王权。我国帝王的权势之大在世界上实属罕见，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农民战争也同样屡见不鲜。帝制绵延两千余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也延续了两千余年。可以说，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为臣者自然逢迎，而胸怀问鼎之志的野心家们，时刻准备着逐鹿天下。改朝换代之时，群雄逐鹿不免杀得尸山血海。然而，英雄的对手戏在台上，台下百姓面临的只有连年兵燹和疮痍。

我国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大破坏性、灭绝性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据史载，西汉末年中国人口将近六千万，王莽之乱十几年间就使人口死亡三分之二，致使到东汉光武帝建国前人口只剩下两千一百万。百年生息后，汉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五千六百多万。但是，更严重的黄巾之乱、军阀战争——三国交兵——随之到来，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于西晋时，原本的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七百六十万。

这样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日后同样屡见不鲜，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永嘉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五代十国……每次大乱，人口死亡率都在70%以上。作为主战场的河南，一次次被严重摧毁。

近代以来，河南受创更是极为严重。虽然北洋军阀的祖师爷袁世凯是河南人，但河南却是中国中东部地区唯一没有军阀作为根据地的地方；正因为没有长期稳定的统治者，使得河南成为了各路军阀跑马逐鹿的战场。

从历史上看，中原大地不仅战争最多，自然灾害也最频繁。“赤地千里”“饿殍遍地”说的就是中原的旱涝灾害。

这不得不提黄河。黄河在哺育和滋养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成了一条害河。对于河南人而言，黄河既是母亲河，也是头顶的一盆水。

可以说黄河造就了河南。大约十五万年前，在河南三门峡群山之西，曾经存在一个超大型的古湖，不断吸纳上游来水。愈来愈大的古湖最终切开山体，湖水奔涌而出，喷薄而下，直至大海。由此，现代意义上的黄河才开始形成。

冲出三门峡的黄河，在西北太行山、西部秦岭余脉、南部大别山共同组成的怀抱中肆意奔流，时而北夺海河、时而南侵淮河，每年携带的泥沙多达数亿吨到十多亿吨。数万年后，一个大型的冲积平原诞生了，这就是如今包含京、津、冀、鲁、豫、皖、苏七省市的华北平原，其中河南部分更是膏腴之地。站在河南这块土地上，你才能切实感受到黄河对于塑造中国的伟大意义。

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人类四大古老文明中的另外三个都已经夭折，为什么唯独中华文明能够浴火重生、绵延至今？

关于这个问题，解释有很多，我在前文《发现山西》中也讲到了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但从地缘角度而言，我认为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很有见地。中国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水（主要指的就是黄河）的利用至关重要。然而，黄河经常淤塞河床、决堤泛滥。中央集权必须要有威望能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实现有效的全流域管控。所以，当分裂时间过长，中央集权衰微时，环境上就会产生极大的压力，呼唤大一统的再度出现。

我在河南大地上徜徉时，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像曾经的美苏之间的恐怖核平衡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也围绕着黄河形成了最早的恐怖平衡。水一旦被卡住，谁都活不了，而以邻为壑的事情又时有发生。《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传曰：

齐公曰：“无障谷，无贮粟……”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周惠王二十年），周王力不能及，齐桓公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兴修水利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因此，尽管大家有很多矛盾与争执，但分裂还是要让位于统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就逐渐从应急和需要，变成了传统和惯性，一直延续了两三千年。这也算是更大尺度上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阐释吧。

出三门峡后，没有了峡谷的束缚，黄河开始慢慢沉积下携带的泥沙，河床逐渐抬高，在开封彻底变成了地上悬河。开封得以繁华，正因为滚滚东向之水的便利。然而，开封因黄河而兴，也因黄河而衰。

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

这个顺口溜说的正是被黄河淹没的一座座的历史上的开封城。在大规模战争冲突中，黄河多次被决开，开封古城也一次次被裹挟而来的泥沙吞没。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已经沦为寂寞中小城市的开封，早在千年前“汴京富丽天下无”是什么样的情形了。

泥沙俱下，再加上支流众多，黄河的水文情况十分复杂；而且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黄河流域夏季多暴雨，因此，黄河在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黄河在下游左右横扫，制造出了中国人曾经唯恐避之不及的“黄泛区”，令人闻之色变。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下游决口次数可达1590次，比较大的改道有26次。

“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黑云。”黄河泛滥是中国北方自宋、元以后的一场噩梦。不断泛滥改道的黄河让定都于北方的历代王朝焦头烂额，成为了皇帝们的一块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治国的三件大事，黄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记录河南的灾难，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最为典型。这部电影改编自河南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我们最近为刘震云的老家延津做战略策划，延津人常把刘震云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文风平实幽默，很见功力，对人情世故有着超人的洞察。《温故一九四二》同样如此，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苦难“记忆”之间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导演冯小刚有着京油子特有的圆滑世故，多年来也拍了很多应景的电影，但唯独这部沉重、不讨好、不讨巧、花了心血的《一九四二》让我印象深刻、心怀敬意。

1942年，正是战火燎原之际，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池的征伐劫掠上，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

如同河南史上的众多灾难一样，这场旱灾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但也如同那些埋葬于历史深处的灾难一样，这场旱灾也伴随老一辈人的逐渐离开，成为遥远而无关痛痒的故事。而《一九四二》这部电影，重新把我们拉回历史的尘埃中，去反思人性的真相——如何面对生死、面对灾难，也用艺术的手段重现了苦难深重的河南。

河南这块土地上有繁华，有辉煌，也有整个中华民族最深重的苦难。

我并不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但我去河南时总要去听一下豫剧。河南人对豫剧的痴迷，也许只有关中人对秦腔的酷爱才能与之媲美。“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那是一种怎样恢宏的气势和场面！豫剧则截然不同。秦腔是吼出来的，但这种吼里面没有悲，只有壮；而豫剧从旋律、唱腔到妆容，都凄惨悲凉。《铡美案》《三上轿》《泪洒相思地》《秦雪梅吊孝》这些豫剧名段，大多声泪齐下，偏偏很受民间欢迎。我想，这种热爱，可能是因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磨难与沧桑才是河南人生命的底色！

## 河南人，中不中？

行文至此，我不由产生一个疑惑：战争频仍、灾害不断的河南，为什么历来都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呢？

我想，这和中原本身的特性有关。一方面，中原是刀光剑影的战场，是洪水滔天的灾区；但在没有战争、灾害的年代里，中原气候温暖、雨量适中、沃野千里，是农耕文明时期的宝地。伴随着灾难与盛世的轮转，人口的聚集和流散也在河南周期性地发生着。在这种聚散离合的周期里，隐藏着解读河南人性格的密码。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战争、灾害无疑是不幸的；但站在文明的尺度来看，和平时期的文明传播速度，远远不如战争期间快。利用战争、灾害作为动力，中原文明得以更加广泛地向外传播。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作“老家河南”。作为“老家”，古之河南与今之河南可谓差别极大——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后，中原文化南迁，甚至民族南迁，早已此地非此人了。但作为中华文明孵化器的河南，中国的许多姓氏都能在这里找到起源。据统计，在今日三百个汉族姓氏大姓中，起源于河南的有一半多。

最近我们为号称“广府之源”的广东南雄珠玑巷做战略策划，那里走出了七千万全球各地的广府人，然而继续刨根问底，珠玑巷的先人大都来自河南。潮汕人也同样如此，“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韩愈就是河南人，韩愈在潮汕所受到的尊重和敬仰，不仅是文化的认同，更有一种乡贤来了的亲切感。客家人同样来自中原，中原的每次大规模战乱，几乎都造成了客家人的大迁徙；很多客家人的族谱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祖先来自河南某地。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广东走访过几户叶家，先去了惠州惠阳的叶挺故居，又到了梅州雁上村的叶剑英故居。翻阅两家叶氏族谱时，我发现这两支都来自河南叶县——叶公好龙的故事所在地，叶家的祖先也是因“封河南叶县”而得名。

说到中国的大规模移民，有民间自发的山东人闯关东、闽粤人下南洋、山西人走西口，也有官府组织的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等。但像河南这样，长达千年，一次次规模宏伟、时间长远、走遍全国的移民潮，是前所未有的。

移民有时是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是在逃荒。平原地区无遮无拦，稠密的人口遇到大难，只能四散奔逃。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那些没有饿死的幸运逃荒者们，大多顺着“陇海铁路”，过了函谷关，在西安落脚下来。当时西安火车站往北是一大片荒地，逃难的河南人就搭棚子住了下来，号称“道北区”。由于以流民为主，道北区治安长期不佳，拾荒、绺窃、碰瓷、抢劫稀松平常，我2003年左右做西安战略策划的时候，当地人还对道北区域心有余悸。如今，随着棚户区改造，地铁通车，“道北”和“道北人”已经成为历史，当年流落聚集的河南人逐渐繁衍生息，一直生活到现在，成为了西安人的一部分。现在的西安人寻根溯源，很多和河南有关系。

河南人一路往北走，走过陕甘宁，最后到了新疆。我在新疆、青海一带做战略策划时发现，河南人和河南生活方式，几乎延伸到了整个天山南北。

2005年8月，由于项目原因，我受邀去新疆天山考察，当时接待我的是新疆天山本地的首富。此人十分豪气，把直升机直接开到了乌鲁木齐的地窝堡机场。飞机把我们一行人员空降到了一片空地后，我们又匆匆转乘几辆汽车直接奔向了南山牧场。一进毡房，68度，被称为“新疆茅台”的伊力特，像炮弹箱一样放了五箱。

老板自称不会喝酒，专门请了一个外号叫“天山酋长”的家伙来作陪，他是一个哈萨克人与河南人的混血儿，四方脸，鹰钩鼻，满脸横肉，走起路来像蒙古人摔跤一样，酒量四斤伊力特，号称“醉了不醉，多了不多”。当时年轻气盛，那场酒喝得真是天昏地暗。最后眼看着不能力敌，只能智取。于是，我们两个开始划拳。

划拳这个东西易学难精，其实就是找概率，抓破绽。当一个人云淡风轻充满自信的时候，都很会藏拙，但当他手忙脚乱、特别是内心慌张的时候，常常是欲盖弥彰，破绽频频出现，因此，一定要懂得怎么给压力。靠着划拳，“天山酋长”喝得酩酊大醉，而我终于走出了毡房。彼时已经晚上十点，但夕阳还挂在天边，天还没有黑尽，稀疏地亮着几颗星星。那真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次喝酒故事。

根据河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河南有一千二百万人流向全国各地。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流传着酒的传说。七八年前我在郑州也喝过一次大酒，一位大佬在私家会所宴请我。一进房间，我吓了一跳，怎么有个老外？这位老兄神似电影明星徐锦江，再加上一把白胡子，典型的老外长相。一张嘴却是满口的河南话。我问：“你究竟是老外还是河南人？”他说：“百分百河南人。”我问他：“你是不是开封人？”他很惊讶：“你咋知道我是开封人？”我说：“我甚至怀疑你是犹太人。”为什么我这么肯定？背后其实有一段公案。

我们通常只关注河南人的外流，却没有看到河南辉煌时的包容与接纳。唐宋年间，河南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西域各国甚至远及地中海的很多老外，都来到了河南。在明清前的中外交流史上，凡是外来的，特别来自西域的，我们都喜欢用“胡”来代称，例如胡姬、胡虏、胡琴、胡笳、胡萝卜、胡瓜等。

在中原人看来，胡人不懂礼仪，是蛮夷之邦，于是用“胡”造了很多词语。例如，“胡来”的意思就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就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闹”就是像胡人一样瞎闹，“胡思乱想”就是像胡人一样思想混乱。除此此外，胡搅蛮缠、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作非为，都不是什么好词。我们也通常不会关心那些高鼻深目的老外具体是哪个民族，用一个胡字概括了事。这批聚集在河南的胡人里，就包括犹太人。

两千多年前犹太民族被罗马驱逐出耶路撒冷，其后在全球流浪。犹太人饱经苦难，经久不息，但他们坚持不被同化。可以被消灭，而坚决不会妥协。1948年犹太人复国——建立以色列——后，绝大多数流浪的犹太人都回到了故乡，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传奇。

然而，犹太人引以为豪的独立性，在中国却遭到颠覆，因为有一支流落开封府的犹太人消失了。消失不是消亡，他们只是消融在河南这碗胡辣汤里。在黄河滩上生活了千百年后，被称为“一赐乐业人”的犹太人——亚当夏娃的儿女们——变成了炎黄二帝的子孙。

广义上的胡人，不仅包括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栗特人等。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我陪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广东采访了一个月。穆青就是河南开封人，他那个大鼻子越看越不像汉族人，所以我判断他有可能是犹太后裔。有一天，我跟他聊了起来。

我说：“老头（穆青为人随和大气，社内同事亲切地称其为老头），我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回民吗？”

他幽默地说：“是啊，我是开封杞县人，杞人忧天的那个县。”

“我有个大胆的假说，你可能就有犹太人的血统。”

穆青很好奇：“此话怎讲？”

我和穆青讲了上述发现和对胡人来历的猜想。穆青听了以后没有说话，但若有所思。几年前酒席上的那个河南老兄，也从侧面验证了我的猜想。究竟是不是如此，有待方家考证，但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发现与大家分享。

从古至今，河南人深刻地融化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不过，大规模的流动也给河南人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河南人喜欢说“中不中”，但是河南人的名声却是“不太中”的。关于地域黑，河南人感到很冤枉；但实事求是，这种印象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从河南内部来看，我们常说的中原地区，其实就是洛-郑-开一线。真正被黑比较多的，其实是商丘、周口、驻马店和信阳。这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农村人口相对较多，城镇化水平低下，社会问题相对突出，在官方的说法中被合称为“黄淮地区”，而在民间有更形象却不忍直视的称呼——“豫东南塌陷区”或者“黄泛区”。

近两年来，河南高速的增长基本集中在最狭义的“中原”概念里，也就是洛-郑-开这一线。其能量还不足以辐射省内的偏远地区，更别说吊车尾的“黄泛区”了。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名声不显，以至于地域黑也没能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把河南当成一个整体来黑，没黑到点子上。

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四类是现代中国人之间最流行的地域歧视的受害者。指控对不对且不说，巧合的是，引发地域歧视的这四个地方——河南的东部、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西南部——不但在地理上接壤，而且同属“黄泛区”，也就是国民党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段，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的豫皖苏一带。

“黄泛区”可谓古已有之，其得名自黄河频繁改道所带来严重水患的地区。“黄泛区”带来最致命的问题，不是贫困与流离，而是不稳定。

河洛大地的文明史烙印在黄河摆动的轨迹上，正是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黄泛区”的人们一直不太热心自家房屋的建设，人们时刻准备着逃难，自然不会在装修和布置上花费力气。直到今天，豫东南农村的房屋和家具摆设还能看出凑合的味道。

《孟子·滕文公上》说：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句话真说到了点子上。灾害让“黄泛区”的河南人很难有“恒产”，甚至连最基础的生存保障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放辟邪侈”再正常不过，坑蒙拐骗、舞刀弄枪都无所顾忌，说到底还是那句“无恒产者无恒心”造成的。

河南人的性格弱点中，灾难带来的不稳定性是一面，另一面则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造就的小农意识：春种秋收导致的精明，自给自足导致的保守，格局所限导致的愚昧……

无论是“放辟邪侈”还是小农意识，河南的问题都是中国民族性的深刻体现与浓缩。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整个中华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河南人身上浓缩着中国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俗大雅。柏杨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打开一看，对号入座，骂的几乎都是河南人。

曾经显赫的河南经历了漫长的、断崖式的衰落，中国的近代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河南的GDP总量高居全国第五，而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与庞大总量对应的，则是同在中等以下的人均GDP。

近年来，河南的发展走上快车道，中国也在快速地崛起。就连河南人面对的地域黑，和中国人面对的地域黑都如出一辙：损人不利己的精明，自以为是的保守，骨子里的愚昧……无论说好说歹，不管优点缺点，河南就是中国的缩影。

## 河南，向何处去？

我在多年前曾经说过一段流传很广的话：

农耕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

如今沿海、山岳都显示出了强劲的发展潜力，平原地区的机遇究竟在哪里？

最重要的就是交通。纵观河南郑州近百年来的整体发展，交通是始终绕不开的一条主线。

在高铁带来的强时空收缩效应下，中原地区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

说起河南，大郑州不能不提。郑州在河南的地位既重要，又略显尴尬：河南的名城古邑实在太多，神都洛阳、汴京开封在历史长河中可谓是风华占尽，而商丘、安阳、南阳等城市也各有风骚，郑州则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然而，人类科学技术不断突破，特别是火车的产生，直接改变了很多城市的命运。如果没有“京广线”和“陇海线”的开通，就谈不上郑州的崛起。从北往南看，石家庄、郑州、武汉，可以说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火车时代的到来，对中国几千年来农耕文明所形成的城市格局，进行了一次重新分工和重新排列。“京广线”上一个大城市出现了，这就是郑州。

近二十年来，郑州经历了衰而复兴的过程。中国最大的糖烟酒博览会曾经在郑州举行，大规模的博览会是人流、物流密集的直接象征。20世纪90年代的郑州，火车隆隆，九州通衢，承办这种大会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后来糖烟酒博览会却搬到了成都。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到了航空时代，大家都改坐飞机不坐火车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郑州难以抑制地滑向了衰退。

任何区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一个战略机遇期。今天，伴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郑州因为交通而兴的优势会重新显现。大铁路系统再度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再加上铁路、公路和基础建设的遍地开花，拉近了河南大片腹地和郑州乃至外界之间的联系。郑州的“虹吸效应”会逐渐转化成效益、效能的外溢，将给整个中原地区带来发展动能，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地区也会随之产生许多前所未有的机遇。工业化、高速城市化、互联网化、人工智能化、立体交通化将会重塑郑州。现在很多大企业都开始抢滩郑州，特别是供应链和物流产业，他们对交通运输成本的依赖非同一般，郑州在这方面有着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

除了高铁四通八达外，郑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天空之心”。郑州的新郑国际机场是全球货运增长最快的机场。2012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47.07%，2013年同比增长69.13%，2014年同比增长44.86%。此外，从郑州出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航程内，可以抵达全国近三分之二的重点城市，覆盖全国五分之三的人口：飞行距离短、覆盖人口多。

航空、高铁并举，中原再度爆发出超强的能量。供应链和物流产业聚集后，未来科技、教育、总部经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兴起也都不难预见。从省会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郑州的野心越来越大。

未来以郑州为核心的大都市圈，甚至可能与北京大都市圈分庭抗礼，成为北方第二极，拉动中原城市群的崛起。

所以说，河南这个地方，落后只是暂时。下一步的河南，除了硬性的东西要继续做之外，还要做柔性的东西，把中部崛起、天下之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及展现千年农耕文明沉淀所形成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

福地和战场轮转，沃土和灾区互换，文明与劫难交织……中部崛起、天下之中、“中不中”的乡音，一起熬成了河南这碗饱经风霜、历久弥香的胡辣汤。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给了河南一个大奖——天地之中。虽然获奖的是登封古建筑群，但我认为整个河南都可以打这张牌。可惜的是，这么大气磅礴且有历史感的一张好牌，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我曾经和河南的领导聊过，谁有本事把“天地之中”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谁就赢得全球，代言中国。

“天地之中”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就是河南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包括天文历法、民风民俗、天干地支、奇经八卦……我们老祖宗认识世界的这些工具与手段，也成为了民族共有的精神食粮和文化基因。

如果有魄力、有能力把几千年“天地之中”沉淀下来的精气神，风雅颂到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全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体验的产品，这才是河南最大的价值所在。即便它们散落在断壁残垣、寻常巷陌，沉沦于街头，蒙尘于市井，这才是真正的厚重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