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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东北往事	王志纲	2020-07-14	book	epub	calibre-converte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787512512184	raw 书籍

东北往事

从文化角度而言，东北可以说是大中华版图上最年轻的区域，是“开化”最晚之地。如果说中原大地如同规行矩步、仪态龙钟的老人，东北则是一个接触社会不久的愣头青。它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不受约束、率性而为，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它的可爱、可恨、可叹、可敬，都表现在这烟火气中。

东北的快乐与忧伤

在这么多年的记者和策划生涯中，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东北。无论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还是漠河、黑河、绥芬河、延边、丹东这些小城市，甚至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等，我都曾因项目多次踏足，期间认识了不少东北朋友。

我们这一代人，既见证了东北的光辉岁月，也亲眼看着它慢慢走向沉沦。从“共和国的长子”到“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在经济增长不断失速的同时，也失去了舆论高地。日渐式微的家乡，是所有东北人心中的痛。

或许是我走得多、见得多的缘故，很多东北朋友偶尔会问我：“东北的未来在哪里？”我一时也无法回答。今天通过这篇《东北往事》解读这片承载着上亿人光荣与梦想、快乐与忧伤的黑土地，也算是给这个问题的答复吧。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提起东北，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几张面孔。可能你身边仅有两三个东北人，但在沉闷的日子里，只要有他们在，话题一开，阴霾就会为之一扫，周围弥漫着乐活、喜庆的气氛。

不得不说，鲜明的存在感和辨识度极高的东北特质，让“东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风靡全国。

确切来说，东北并不完全是东三省。除了黑、吉、辽，河北北部的承德、秦皇岛市，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的一部分——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都属于泛东北，内蒙古这五盟市的面积甚至占到了东北地区总土地面积的45.2%。

从文化角度而言，东北可以说是大中华版图上最年轻的区域，是“开化”最晚之地。如果说中原大地如同规行矩步、仪态龙钟的老人，东北则是一个接触社会不久的愣头青。它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不受约束、率性而为，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它的可爱、可恨、可叹、可敬，都表现在这烟火气中。

不管是老一辈喜剧人还是年轻喜剧演员，东北人的比例都很高。老一辈如赵本山、范伟、潘长江、黄宏，年轻一代如“开心麻花”的沈腾、小沈阳，“快手”平台上超过五成的东北主播，乃至我们身边的普通东北朋友，他们让中国变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

尤其是赵本山，俨然已经从普通艺人变成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出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既象征了东北人的幽默达观，也从侧面印证了赵本山文化产业帝国的成就。今天很多人都抨击赵本山，其是非功过本文无意多说，但不管这位“本山大叔”经过了多少风雨，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难能可贵的与普通百姓共情的能力。

很多人看待中国广大的草根群体，往往抱的是科学家研究太平洋土著的心态，又或是成功人士俯瞰凋敝乡村时的悲天悯人。只有赵本山的小品，能让无数为生存奔波的人们，放下焦虑和疲惫，笑几分钟。你可以大加批驳其文化格调与艺术价值，但这几亿普通人的笑声和背后的共情，或许就是东北喜剧文化真正的魅力。

东北人的幽默感从何而来？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东北地区纬度高，冬季气温极低，时间极长，所以，东北人几乎放弃了户外活动，只能在室内“猫冬”。在漫长且无所事事的冬天，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聊天，语言得以洗练凝华，逐渐成为东北人张口就来的日常用语，这大抵是东北人幽默的起源吧。

第二，东北过去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生猛不羁，近代“闯关东”的汉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流民，不懂寻章摘句。因此，他们极善于用常见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东西，这种语言的艺术充满了来自草根的生命力，画面感很强，让人耳目一新。

第三，东北喜剧能风行全国，和东北话的普适性有关。东北话和普通话极其接近，但更生动活泼，既让人能听懂，又趣味横生。哪怕是同样的内容，经东北人的口一说出来，再带上配套的方言口音和表情，就会完美地诠释出一种喜剧效果。即使那些外地人听不懂的“成语”，如吭哧瘪肚、破马张飞等，随意粗粝之下自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

东北的地名也和东北语言一样，充满了随意性、幽默感。比如同样是一座山，在广东叫“笔架山”，在江浙叫“灵翠峰”，在东北就叫“一撮毛”；同样是一条河，在广东叫“珍珠滩”，在江浙叫“鉴湖”，在东北就叫“老母猪河”，你可以说它们少内涵、多粗鄙之词，但这就是鲜明的东北特色。

当然，幽默感、嘴皮子利索的另一面，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也就是常说的“大忽悠”。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态愈加丰富，伶牙俐齿的东北人除了走上舞台，也走上了讲台，各色培训机构中的金牌讲师很大一部分是东北人，甚至有一小撮东北人走上了传销等邪路，但总之都是耍嘴皮子的工作。

除了东北人天生会说话之外，这可能还和东北地域的特殊性有关。江湖人行走在外，往往会披上一层佛道的外衣，当这些人不兼容于统治阶级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跑到关外；当时的东北山深林密，统治力量薄弱，民风剽悍，是流亡的最佳地点。长此以往，三教九流汇聚于此，再辅以民间盛行的原始萨满教遗痕，形成了东北“奇人异士”众多的局面。这也算是东北一景。

由于融入中原文化较晚，没有经历传统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东北女人也是一道迥异于全国的风景。

东北女人的优点很多，如热情爽朗、持家有方，但性格也要强。在东北，家里面必须要有一个拿主意的人，用策划的术语来说就叫作“抢占制高点，把握话语权”。这种掌控欲在土匪时代表现为“座山雕”，在军阀时代表现为“东北王”张作霖，在海晏河清的当下就表现为“能顶半边天”的东北女人。

我们公司曾经有个男员工，很有才华，性格却是温吞水，娶了一位东北夫人后，日常的生活就是被老婆追着打。无论他躲到哪个兄弟家里，都会被老婆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现——和福尔摩斯破案一样如有神助，找到以后带回家继续打。被打得受不了了，他再跑。最严重的时候，真应了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里的那句“送到医院缝五针”……最后，两人就这样硬生生打得离了婚。有一次我开会，他的太太闯到了公司前台，威风凛凛，这位老兄“嗖”的一下跳出窗户，躲在了窗沿下的花丛里瑟瑟发抖。

后来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全国第一个男性家暴受害者庇护宿舍在沈阳开设，专门服务被老婆打得不敢回家的东北男士。我不由感慨，庇护所开得实在是太晚了一些……

我们智纲智库上海中心的总经理路虎博士和夫人都是东北人。对于东北女人的强势，他也感受很深。他夫人经常说：“跟你说多少次了，穿过的袜子不要乱扔！”“跟你说多少次了，用这个抹布擦碗，不是那个！”……老路很委屈地说：“她有五六块抹布，长得都差不多，我能分清楚吗？不做家务要被骂，拿错抹布也要挨训，语气还很凶。”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东北老婆太强势，怎么办?”网友回答很有意思：“在她面前砸个碗，要是她被镇住了，那没事了；要是她没被镇住，你顺势一跪也行。”这个答案虽然有抖机灵之嫌，倒也的确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东北这片土地的精彩，一大半都要落在东北人身上。因此，想要了解东北，首先要认识东北人。

东北人的“三碗面”

哪怕再简单的人，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更遑论数以亿计的东北人。从高官巨富到最普通的下岗工人，从城市到乡村，从网络到现实，从雪花大如席的东北到阳光椰林沙滩的海南，从海内到海外，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一幅东北众生相。

作为近代最先接触外部世界的两大区域，东北、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列强入侵带来了畸形的繁荣，也带来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东北、上海成了鱼龙混杂的大江湖。纵横上海十里洋场的“青帮”大亨杜月笙，谈及人生经验时曾说道：

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和情面。

这“三碗面”与其说是上海特色，不如说是江湖规矩。最能体现这“三碗面”的，就是东北人。

东北人的第一碗面——人面，也叫体面。

体面，是我对东北人最早的印象：第一缕穿透贵州大山的现代文明曙光，就是东北人带来的。我十五六岁，到了工作的年龄，彼时“三线建设”如火如荼，母亲成天琢磨着给我在工厂找个工作。附近最好的工作机会就在六盘水的两个援建厂，一个是六盘水矿务局，另一个就是鞍钢援建的水钢。

矿务局上主要是山东人，钢厂则以东北人为主。东北工人们，一个个穿着劳动布裤子，脚踏翻毛皮鞋，身披毛领大衣，再带一个皮帽，简直体面得不得了。有些县城的青年有幸进了钢厂，搞到这么一身行头，过年回家探亲时就立马成了朋友圈的中心。至于那些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穿着打扮气派、象征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东北工人，更是我们这些小镇青年仰视的对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只是在贵州，就是在全国，东北的干部和工人都是香饽饽。改革开放之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就是从东北调去的。当时深圳缺干部，面向全国招聘，东北籍干部占了大部分，局级一抓一大把，出自东北的市委书记、市长就有厉有为、黄丽满、李子彬、李鸿忠、刘玉浦、马兴瑞等。东北籍干部成批地出现，并不是拉帮结派，而是东北籍干部往往学历又高、形象又好、口齿又清晰、政治素质也强，总之一句话形容——有型有款，拿得出手。

1988年，我第一次去东北采访，从大连一路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那是东北最风光体面的时候，涌现出了大量的改革破题者和亮点：沈阳的关广梅，齐齐哈尔的宫本言，还有后来飞机失事的沈阳市市长武迪生，都是享誉全国的改革名人。我曾采访过武迪生，他确实是才思敏捷、雄辩滔滔，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当前的形势到我们的任务，张口就来，这也算是东北官员的一个典型缩影。

那次东北之旅，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日，我去火车站购买大连赴沈阳的车票，本来购买者二三十人，不太多；可售票窗一打开，如同在国内其他火车站常遇到的情景那样，人们一拥而上，一窝蜂将个窗口挤得严严实实。你撞我挤，都想在第一时间买到票。经验告诉我，在这种无序状态下，通行的只能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法则了。

正值无奈，突见旁边冒出一个蓝色工装的汉子大喊着：“排队、排队！”一边扑上咬成一团的人群，又是喊又是拉，又是吼又是骂……“乱世用重典”，汉子这略嫌粗鲁的维持秩序法竟是立竿见影：刚才还纷乱不已的人群，马上按他的调度乖乖地排成了队，秩序井然。汉子就挪到窗口边去防加塞者，继续扮演起警察角色来。经验告诉我，凭近水楼台之利，汉子应该优先购票了。话又说回来，自古“打江山者坐江山”，汉子优先购张票，相信众购票者也不会觉得过分的。然而，我的推断又错了。这位关东大汉守在售票口，硬是让排队的人一一买到票，他最后一个购票离去。

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在广东待了快五年，早就习惯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冷漠，久闻东北人急公好义、豪爽坦荡，此番算是切身了解了。

在更深入了解东北文化以后，我逐渐找到了这种“急公好义”背后的原因。在东北人的世界观里，追求的不仅仅是功成名就、维持自己世界观的自洽、维护自己的名誉、保持自己的形象，维持基本的道义观念同样非常重要。这种世界观，一言以蔽之，就是体面。

东北人的第二碗面——场面。

东北人讲究排场很有名。辽宁有句俗语叫作“料子裤子，苞米面的肚子”，说的就是这种现象。经济衰落已久的东北，依旧是奢侈品销售的重镇，特别是钟表、珠宝、汽车等硬奢品。沈阳很多大牌奢侈品店，坪效比北上广深还要高。土豪们不必说，广大工薪阶级都热爱买奢侈品，一身家底大半在行头上，这在东北人看来毫不奇怪。

当年在哈尔滨，朋友们请我吃了一顿正宗东北宴席，让我对东北的场面有了真正的领教。

簸箕大的饭桌，狍子肉、飞龙、犴鼻子、熊掌、野鸡、大马哈鱼……每一盘菜肴都是盛得满满的，前前后后一桌共有二十来个菜，平摆摆不完，就像垒宝塔似的一层一层往上垒，足足垒了五六层。大虾刚吃了一只，就难觅第二只——已被其他菜盘牢牢压在底下。多数菜肴同大虾一样，刚露了个脸就被新上菜肴牢牢覆盖了。这到底是给吃还是给看？抬眼一看席间众人，已经投入激烈的酒场鏖战中去了。

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过去了。桌旁堆起两箱空啤酒瓶、四五个白酒瓶，就像撒满战场的空弹壳。众人酒足饭饱，服务员上来打扫战场。大部分菜肴至多动过三分之一，有的根本动都没动过。我问这些剩菜拿回去怎么办，朋友说：“喂猪呗！”我痛心于太过于浪费，朋友斜我一眼，质问：“人难道还能吃吗？！”

对于东北人来说，衣食住行的攀比只是寻常，最大的攀比项就是情人。在东北，包小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并非东北人包小三者众，而是他们“包”得光天化日。

如果说南方人包小三是为自己包的，东北人大多是带出去显摆的：“看这脸蛋儿，看这身条，漂亮不！”包一个肤白貌美的小三，可能给人带来的精神需求满足甚至超过生理需求。

对于东北人来说，场面真是太重要了！

东北人的第三碗面——情面。

相较于千年华夏文明正朔，东北是中国最年轻的疆域。它像极了美国西部：文化尚浅，大进大出，无道德操守之垂范，无乡规民约之约束。即使是从中原“闯关东”过去的移民，那也都是属于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甚至有些严格来说属于亡命之徒，“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好勇斗狠，数不胜数。

我曾去牡丹江虎林——“林海雪原”故事发生地，意外发现：小炉匠等人，都是“闯关东”的山东流民，甚至都是胶东牟平县（今烟台牟平区）人。对于这群土匪来说，有枪就是草头王，好勇斗狠，为的就是谋生二字。他们各为其主，最后厮杀，核心遵循的还是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这里几乎没有自圆其说的宗教，也没有支撑基层社会的宗族体系，再加上战乱频仍、社会不宁，维系社会的传统力量让位于江湖规则，导致了东北人的这种“丛林”意识，而且至今还有一些影子。

什么是江湖？家之外，国之内，均为江湖。这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汇，和众多中国式的概念一样，你无法给它下定义，但它又无处不在。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比政党更大的是政权，比政权更大的是国家，比国家更大的是什么呢？”周围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我说：“是江湖。政党可以更替，政权可以倒闭，国家可以衰亡，唯独江湖永存。”江湖不是一言不合就生死相搏，用“东北王”张作霖的话来说：“江湖就是人情世故。”

这么多年，我也见过不少东北道上的大哥，这些江湖大佬有的像浸淫政坛多年的大佬，有的像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还有的像和气生财的商贩，唯独不像黑社会；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往往只是最低级的街边仔。

明火执仗、嚣张无度的枭雄倒也有，但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留下来的大佬们，做事情很有分寸，也很懂规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东北这样的丛林文化中，江湖大佬们甚至扮演着稳定器、变压器的作用，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组成分。毕竟这个世界在黑与白之间，有着广阔的灰色地带，这就是江湖的发挥空间。

在东北，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人情来解决，一群东北人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候，往往会先自报家门：我是谁谁谁的同学，我是谁谁谁的朋友，我曾经和谁谁谁在一起吃过饭……拐弯抹角总能找到共同点，然后就是一见如故，推杯换盏，开始进入东北人最熟悉的氛围。

讲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读者或许能更直观地理解东北的江湖。

多年前，一位东北籍老板请我去哈尔滨考察，这位老兄在南方倒卖物资发了财，在黑龙江也算是一号人物。酒罢回宾馆，他先快步进入电梯，按住开门键等我进来。这下可好，电梯里还站了一个酒气熏天的男人，搂着一个姑娘，张嘴就是“妈了个巴子，浪费老子的时间”，随后就是一串熟练的污言秽语。

我这个老板朋友是个能动手绝不吵吵的人，一句话不说直接开打。两个大男人在电梯里扭打在一起，到了三楼电梯门一开，两个人搂抱着滚了出去。这个老板朋友的跟班在楼下听见动静不对，三步并两步从楼梯跑上来，围着醉酒男人就是一通猛揍，撒气之后才扬长而去。

没想到不久之后小弟来报：“不好了，刚刚揍的是某个江湖大佬的狗头军师。今天从号子里放出来，刚喝完接风宴就被我们给揍了。对方已经放出话来，没我们好果子吃。”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当天晚上，我可算见识到了江湖究竟是怎么运作的。一个个电话流水般打出去，最后终于找到了中间人，是当地政法系统某高官，和双方都交情不浅。第二天，高官摆酒做东，两方人马来齐后，高官破口大骂：“妈了个巴子的，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自家兄弟啊！”几句场面话下来，原来剑拔弩张的气氛迅速缓和，推杯换盏几轮过后，两方甚至抱头痛哭，从此江湖上又多了一个好兄弟。

酒席散罢，我问那位老板朋友：“如果没找到中间人怎么办？”他说：“那只能开干了，干到一方认输为止。谁都不可能认怂，但谁也不想真干，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间人。”似笑非笑间，让我对江湖的认识又深了一层。

东北人的性格是鲜明的，也是复杂的。想要了解这种性格的由来，还要回顾东北的前世今生。

奇迹的缔造者

在中国历史上，东北由于偏居一隅，所以没有中原地区那么复杂的朝代变迁。在世界进入近代化以前，东北一直是本土少数民族的舞台，他们周期性地崛起或衰落，时而布武天下，时而深藏于白山黑水之间。

和很多以劫掠为主的草原民族不同，东北的游牧民族大多有着建立统一大帝国的野心。鲜卑建北魏、契丹建辽、女真建金、满族建清，这些东北游牧民族的一致性行为，和东北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系——既有深山密林，又有肥沃土地，东北的游牧民族身上集渔猎、游牧、农耕三大特征于一体，再加上距中原的距离和落后程度恰到好处，他们更容易适应中原文明，容易建立纵跨草原、中原的二元封建政体。

东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漫漫两千多年的拉锯历史，最终以来自东北的满族入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结束。清朝也代表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现在有一些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者，把清朝批驳得一无是处，仿佛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是中国近代沉沦的罪魁祸首。其实这是不够客观的。清朝就像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进化得无比专业，无比适应环境。但正是因为彻底进化，才使其丧失了改变的源动力。一旦环境发生改变，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到来，清朝只能和恐龙一样成为大时代的殉葬者。

其实，在经略西域和草原方面，清朝远胜过中国其他封建王朝。满族入关，除了带来160万平方公里白山黑土的嫁妆外，更用一百多年时间陆续征服了明代疆域以外的准噶尔部、回部、西藏、青海、喀尔喀蒙古等，将王朝疆域推进至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广阔领域，再将收复的台湾纳入版图后，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雏形。

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太沉醉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忽略了文明演进的复杂性。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汉家大一统王朝只有汉、宋、明三个朝代。而且，任何王朝的历史发展都有游牧民族的参与，游牧民族不是与国家背道而驰的边缘性存在，他们有时也是挑起天下的中坚力量，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清朝即使在王朝后期一再割地（总共割掉了15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有1140万平方公里，比明代疆域要大很多。这为中华民族日后的伟大复兴留下了宝贵的战略纵深。

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曾经布武天下，煊赫一时，但东北本土长期以来都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大清帝国建立后，把东北当成了自家祖宅和龙兴之地。清王朝在东北设立了三个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以将军府衙进行管理，只保护不开发。这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大清龙脉所在，守着大好江山，谁也不想在自家祖宅和祖坟上动土。自顺治朝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两千里“柳条边”封禁东北，尽一切可能禁止汉人在东北定居、垦荒，以及从事采参、猎貂等活动。在这种封禁政策下，东北一直处于线性发展的漫漫长夜。新中国成立时，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或半原始社会的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北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是半割裂的。如果说开发程度极低的古代史对于东北在工业时代的崛起有什么影响，那么可能只有一条：因为过度原始，导致东北几乎没有强大的地主或宗族势力。对比江浙、华南地区，东北的封建势力、小农经济对工业化的阻碍极小，加之人口以移民为主，没有太多历史包袱，容易诞生工人阶层。

东北真正的剧变，来自帝国主义列强扩张带来的现代化浪潮。在20世纪上半叶，东北以奇迹般的速度完成开化与开放，成为中国近代版图中极为重要的角色。纵观世界，这样狂飙式的发展都十分罕见，其速度堪比日后深圳、迪拜的奇迹崛起。短短几十年，东北不仅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而且建成了完善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世人皆知旧上海、老香港的繁华，却不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哈尔滨、沈阳同样是最发达的远东城市之一。

东北的快速崛起，大致经历了日俄冲突、伪满洲国、共和国长子这三大阶段。

20世纪初期，日俄两大新兴帝国主义豪强在东北亚迎头相撞，导致东北的地缘重要性急剧升温，再加上铁路带来的大量资本输入，东北就这样被列强生拉硬拽，进入近代工业社会。这是东北崛起的第一个阶段。

此前几百年来，东北一直是偏僻冷寂之地，虽然地处于几国交界，但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天寒地冻，人口比东北还要稀少；朝鲜虽然属于中国的藩属国，但处于农耕文明，对中国几乎无影响力；而日本也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整个东北亚可谓黎明静悄悄。

19世纪中后期，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沙俄。沙俄作为新兴帝国主义豪强，在瓜分世界的步伐上远远落后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其优势在于地域广阔，横跨欧亚大陆。如果把沙俄比作西伯利亚双头鹰的话，两个鹰头一个西顾欧洲，一个东顾亚洲。沙俄国策也是时而重点经略西线，时而掉头向东。

三百年来，寻找不冻港是沙俄始终的战略目标。当时的沙俄在西线已经扩无可扩：中亚和巴尔干地区均陷入僵局，再加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沙俄对奥斯曼帝国的推进也告一段落。在东线战局实现对中亚和新疆的成功入侵之后，这只西伯利亚双头鹰开始掉头东顾，这也直接引发了东北亚地区的百年风云。

通过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沙俄鲸吞外东北，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部分纳入版图，其中包括港口重镇海参崴。1886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下令：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国土的铁路。这是沙俄东部大开发的第一步，也是中国东北崛起的历史性契机。

这条西起莫斯科，东至远东太平洋港口海参崴的“远东大铁路”，主要战略目标就是图谋占领朝鲜、中国的东北及西北，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以期在中国东北或朝鲜夺取不冻港，进而控制太平洋沿岸，同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海上霸权。

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另一个新兴帝国主义豪强——日本。原本只是蕞尔小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雄起，其野心持续膨胀。岛国的局限性限制了日本的发展前景，因此日本开始实施大陆经略政策，“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将东北视为第一站。

为了牵制日本，清政府也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1896年，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

沙俄势力沿火车一路向东，而日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同样蠢蠢欲动。一方意图南下，一方意图北上，夹在其中的东北成了日、俄两大强国扩张国策的碰撞点。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在我国的领土爆发。翌年，日本虽然获得了战术性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却得不偿失——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看似打得不可开交的日俄两国，实际上却形成了战局之下的默契——联手瓜分东北。

铁路的到来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它不以农耕或者游牧为界，它瞄准的是地上地下的资源和因铁路而繁荣的商业。一条丁字形铁路，奠定了东北的框架。因为铁路经过，当年还是小村庄的哈尔滨，一跃成为东方小巴黎；长春也取代了吉林市，成为吉林省的中心。

顺“远东大铁路”而东下的，除了沙俄的军队和工厂，还有源自西方的生活方式。东北是中国欧风东渐最早的区域之一，大列巴面包、红肠、啤酒纷纷流入中国。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很多受迫害的俄国贵族逃到了东北，他们带来了钢琴、舞蹈、美声等现代艺术。今天额尔古纳的俄罗斯族，其实就是山东淘金汉子和俄罗斯逃难的上流阶层妇女结合形成的民族。从这些俄罗斯族后人的艺术造诣、生活品位中，都明显可以看出长期浸染的贵族气质。

造就东北奇迹的第三股势力，是本土奉系军阀张作霖。尽管这段历史现在被有意淡化，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他统治的十来年间，东北实现了人口、工业、社会的多重腾飞，成了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依托领先于全国的铁路系统与东北丰富的资源，东北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军工厂、炼钢厂和造船厂，钢产量达日本的40%。东北是当时中国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区。

不仅工业化发达，东北还拥有全国最密集的铁路网。从哈尔滨火车站能买到去欧洲各大城市的火车票，中国和欧洲的往来电报也要通过哈尔滨进行中转。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哈尔滨，是当时的亚洲第二大国际都市。

铁路的开通，在经济、社会、军事各个方面发挥了深刻的作用。最典型的就是“闯关东”。受电视剧《闯关东》的影响，大众认知中的闯关东是一场民间自发的流亡血泪史，而且闯关东的移民主要还是从事耕种或传统手工业，过着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农耕渔猎生活。这其实是文艺作品带来的误会。早期的闯关东或许真是如此，但伴随东北的快速工业化，军工厂、钢铁厂、面粉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涌现，整个东北面临巨大用工缺口，因此才有了张作霖想方设法地从关内往关外运人。闯关东的移民一大部分都进了工厂，成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技术工人。从规模角度来看，闯关东其实是张作霖组织的一场人口大迁移，而且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

从20世纪初“京奉铁路”全线通车起，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口高速增长。除了原本的山东移民外，大量来自河北、河南、江苏、山西、湖北等地的移民进入东北。黑龙江人口从1912年的两百万增长至1931年的六百万，不到二十年间超过三百万人从关内定居黑龙江。整个东北的人口在1912―1931年间大约增长了两千万，平均每年都有接近一百万人从关内来到东北定居。东北人族群的基本认同，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张氏父子对东北的耕耘，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对国防来说，都具有重要而长期的意义，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东北崛起的第二个阶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日本势力范围，东北的发展进入伪满洲国时代。

日本照搬巴黎的城市规划设计规划了长春，将其打造为高度国际化的东北亚商业中心。按照日本军部的战略判断，一旦和美国开战，日本岛本土有可能面临美国的致命打击，因此，日本很早就开始实施经济中心的大转移，长春甚至一度被称为“日本新京”。

在这期间，日本在鞍山发现了铁矿，在抚顺建立现代煤矿，钢铁行业大大繁荣；日本人投资了从电器到机械、医药、农业、军垦的各行各业，修建了京大线。东北年平均移入一百万人左右；到1948年底东北解放前夕，全区人口已超过四千万。此外，有大约三十万日本人带着先进的农耕技术到东三省来开垦农业。

日本一方面依靠伪满洲国的产出，支撑其对华侵略战争的野心，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工业经济体系的全面建成。1931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为11.5%，1942年达到23.8%；相形而言，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1990年才达到18.96%。抗战后期，伪满洲国甚至超越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

到1945年9月，东北的铁路达到11479公里，而全国的铁路总里程仅接近两万公里。1946年，东北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已成亚洲翘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5%。换句话说，当时东北约等于三十个上海。

除了众所周知的1905年日俄战争外，1939年日俄还在诺门罕（在今呼伦贝尔）发生过一场战役。我曾专门赴呼伦贝尔考察，追溯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场诺门罕战役，实质上是日本和苏联的生死较量。对于苏联来说，如果东线失败，它将不得不面临东西双线作战的危险；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失败，将难保在东北亚的利益，只能放弃北进战略。双方各派出了大规模兵力，投入大量精良武器装备——包括大量的坦克车与装甲车，史称“第一次立体战争”。

在短短的五个月之间，日军元气大挫，而苏军则大获全胜。日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诺门罕几乎全歼日本唯一的一个坦克师团，更毙伤俘虏日军达五万四千人以上。朱可夫一战成名，二战的历史也从此被改写。

日本军部北上汇合德国、南下控制太平洋的长期战略路线之争，以北上派的彻底失败告终；随后爆发“珍珠港事件”，开启了日本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苏联方面，从此东线无战事，可以把所有的兵力投入到对德战争中。诺门罕这一役中，苏联和日本的坦克、飞机把诺门罕变成了钢铁战场，更昭示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征服和改造的开始。小小诺门罕，居然成了撬动世界大势的关键锁钥。

诚然，列强的初心并不是为了造福东北，而是为了满足扩张的野心，掠夺资源。日本人在经济殖民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日后的苏俄更是借“剿灭关东军”之名，在东北进行了疯狂的劫掠，无论厂矿、企业还是基础设施，能拉走的全都拉走，甚至连铁轨都拆掉。

但不可否认，列强间的战争和经济殖民，尤其是日占时期，大量的铁路、厂房、机器、技术和工厂组织制度永远留在了东北，客观上为东北奠定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而在成熟工业化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商业、服务业，则让东北从蛮荒走向文明。

东北崛起的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时的东北迎来了最好的地缘政治格局：头枕苏联、蒙古，背靠朝鲜，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温暖怀抱之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首屈一指的资源大省、重工业大省、战备大省。能源、钢铁和工业铁路基础冠绝全国的东北，顺理成章地乘上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一班车。

在“一五计划”中，我国工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是：“完善一个，铺开大网。”这里的“一个”指的就是东北，于是“一五计划”还有一个别称叫“东北计划”。以1950年为例，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0%。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有56个在东北。大庆油田让全中国告别洋油，“铁人”王进喜家喻户晓，一重、二重、一汽、鞍钢、哈尔滨轴承厂……东北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站稳脚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中苏交恶后的20世纪70年代，东北依然凭借着良好的发展基础领跑全国，并援建全国各类工业项目。在“三线建设”中，中国其他各地很大一部分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都来自东北。

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还为东北沉淀下了教育资源，即使到了当下，东北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工程师、在校大学生占比高居全国第一位。吉林有近六十个科研院所、知名高校，辽宁有九百多家科研所、近八十所高等院校，更不用说黑龙江赫赫有名的哈工大了。可以说，东北是科研人才、熟练技术工人的重要培养基地。

以1916年“远东大铁路”的全线通车为起点，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积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东北步入了最辉煌的阶段，这也是东北人最硬气的时候。

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随着时间步入20世纪90年代，东北的情况好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全力扶持东北。同时，在那粗犷、浓烈、严峻的时代里，东北也同样扮演着“奶妈”的角色。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对外输血也没有停止，甚至更加严重。1980年国家就开始对广东实行特殊的包税制，1980―1993年广东上缴国家税金200多亿，同时期的辽宁按老制度上缴利税1650亿，此外每年按计划调出大量资源产品供应全国。任何一场社会变革有收益也有成本，应该说东北是改革开放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1990年，农业部提供了一份数据，乡村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65.3亿元，首次超过国营企业的246亿元，前者的销售利润率相当于后者的两倍多。这个看起来和东北无甚关系的数据，标志着一个时代无可避免地走向终局。连乡镇企业都能超越国企，更不要说那些来自市场的洪水猛兽了。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一方迅速成长，一方缓缓衰亡。量变逐渐积累为质变，随着改革开放的彻底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已经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日薄西山，再无任何竞争力。1990年之后的七八年间，东北的衰落既显得猝不及防，又充满了某种结构性的必然。

东北衰落并非个例，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用大量资源堆积起来的区域，都会面临后工业化浪潮的严峻考验。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而言，不管是美国的五大湖区，还是德国的鲁尔区，这些以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主业的地区，无不经历过衰落的周期。

地方工业逐年萎缩，人口增长缓慢甚至绝对减少，人才外流严重，GDP等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与主流地区的差距拉大，社会运转方式及地方社会心理滞后于时代……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性问题。

除了重工业、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困境，国际地缘政治的降温也加速了东北的衰落。

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在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后选择“倒向西方”，远东地区经济持续恶化，人口外流严重。近在咫尺的邻居朝鲜，因1992年中韩建交与中国撕破脸，继而又引发了朝核危机，逐渐紧闭大门。

与此同时，另一大国日本的经济则陷入了停滞。而且，伴随着山东经济的崛起，就算有日企想要进入中国，东北也不再是首选。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插手东北亚事务。朝鲜半岛局势变得扑朔迷离，极不稳定，成为新的火药桶。

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的同时，经济热度在退潮，东北亚已成僵局。从这个角度而言，东北的衰落也有外在的必然性。

经济衰退的背后，是普通人的命运蹉跎。

1997―2003年，垂垂老矣的国企再也坚持不住，轰然垮塌。一场席卷全国的企业下岗潮爆发，而以国企作为主要经济支柱的东北首当其冲，经济一落千丈。

辽宁沈阳的铁西区曾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这里还生活着近百万工人，是计划经济年代令人羡慕的存在。在那个时代，国企就意味着铁饭碗，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全都由单位解决。能够成为国企职工，是数亿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一个人在国企上班，全家都与有荣焉。

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每次潮水涌来，都是个人与时代命运的转身。多年以来，接受着主人翁教育的工人，以厂为家，勤勤恳恳。“下岗”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陌生名词，也毫无思想准备。伴随着“买断工龄”办法的实施，一年的工龄只值几百块钱，几十年工龄的老工人拿了几万块钱，从此被抛向社会。

这时的东北人，茫然、失措、愤怒，最终只好向现实低头，大街小巷播放着的是刘欢《从头再来》：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

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

在感慨下岗职工的境遇时，我们也要看到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与急迫性。从1990年亏损348.76亿元到1995年亏损540.61亿元，全国性的国有企业衰退由来已久，很多僵尸企业早已毫无生机，靠着财政拨款硬生生吊着一口气，如果还狠不下心关停并转（关闭、停办、合并、转产），只会耗空国家财政，引发更大的系统性危机。

除了下岗外，贪腐、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东北衰退过程中爆发的严重社会问题。

没有人统计过，在企业转制的过程中，东北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究竟有多少资产流失，又有多少的权钱交易隐藏在其中。这场国企改制潮与东北的江湖文化、人情社会相杂糅，成为一批权力寻租者的财富盛宴。光我所见过的，就有无数人赚得盆满钵满，极少数的获益者对应的是广泛的底层，饥寒交迫与穷奢极欲并存。

获益者们带着大量的财富，在三亚的豪宅里吹着海风，甚至成批地远渡重洋。20世纪90年代美国洛杉矶的罗兰岗，几乎被东北人占领，甚至形成了广为人知的“二奶村”。在宁静舒适的豪宅区里，小三们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这幅场景成了美国对中国移民的经典回忆。前段时间我去美国考察，依旧时不时听到人们讨论东北人为什么这么有钱。

少数人的豪奢背后，是触目惊心的东北塌陷。

这么多年以来，“振兴东北”的口号每年都在喊，经济始终不见好。大锅饭、官僚主义、人情社会成了东北的标签，再加上近几年獐子岛等东北企业造假成风，把股民、投资机构乃至监管层戏耍一个遍，让东北的商业形象断崖式下滑，经济低迷也让东北在舆论场中被不断矮化。从“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投资不过山海关”，短短几年时间东北人的形象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经济持续低迷的大背景，再加上较高的城市化率、计划经济时代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东北出生率持续走低。2018年，黑吉辽三省出生率依次为0.598%、0.662%、0.639%，位于全国倒数前三，远低于1.3%的“超超低生育率”。

低生育率，同时伴随着青年大量外流，使得东北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出、老龄化问题。

沧桑百年，风云变幻，东北既经历了奇迹般的腾飞，又遭遇深渊式的坠落。东北的未来究竟该向何处去？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东北，向何处去？

谈及“东北振兴”，地缘政治永远是第一要素。

东北作为一个半独立地理单元，是东北亚的天然中心；结合日俄、朝鲜半岛和蒙古的近代百年风云，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东北的兴衰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变化密切相关。

智纲智库曾十分深入地研究过中国沿边开放战略，尤其是东北。

2005年，当时黑河的市领导邀请我为黑河做战略策划。在倾注了比较大的热情、精力之后，我们最后的战略策划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两国一城”。

黑河和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河之隔。一衣带水的城市我见过很多，但“两国一城”不仅在中俄边境，乃至在全世界可能都仅此一家。两座城市间本来修一座桥就可以连到一起了，但一直以来关系比较微妙，桥筹划了很多年都没做起来。

我当时和黑河的领导沟通：“桥固然重要，但桥不是全部，我们不能把宝全部压到桥上。要反弹琵琶，让黑河的价值在对岸得以放大。”虽然绝大多数人认为黑河已经是苦寒之地，但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来说，黑河简直是宝地。后来按照我们的思路，黑河政府全面接受了这套战略，认真打造了度假休闲、养老服务。

如今的黑河，俄罗斯游客遍及当地大街小巷，已经成了仅次于满洲里的中俄交流城市，甚至有不少俄罗斯老人把黑河当成了养老地。不久前，黑河的领导班子专门到北京去看我，还给我带了很多当地土特产。2019年，筹划近三十年的中俄黑龙江公路大桥正式建成通车。从黑河口岸进入俄罗斯腹地比从绥芬河或东宁进入近一千五百公里，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黑河的快速发展指日可待。

除黑河外，漠河、绥芬河、丹东、延边等城市，我们都深度参与了其发展战略的制定。尽管如今的东北亚局势依然在美方势力的干涉下扑朔迷离，但稳定已是大势所趋。

给东北做战略时，我们曾高度关注“借港出海”的设想。历史上吉林曾经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渔民经常在日本海上打鱼捕捞；在沙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威逼利诱下，中国彻底失去了这一条海岸线，唯一的一丝希望就是图们江出海口。而现在这个仅剩的出海口受到敏感地缘政治问题的影响，几乎被堵死。吉林最东端的珲春市距日本海最短距离仅十五公里，却只能望海兴叹。

无论是俄罗斯的扎鲁比诺港，还是朝鲜罗津港，离珲春市都相当近，“借港出海”可以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可惜，因为东北亚不稳定的政治局势，这一设想一直没能实现。如今东北亚重新升温，“借港出海”也迈出了坚实一步。

纵观今日之东北亚，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近期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在成都举行，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已完成，中日韩三国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时代。这些都将为东北的凤凰涅槃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思路决定出路，东北在重点城市聚焦发力，仍大有可为。

有很多东北人在感叹乡村的凋敝，在我看来这种凋敝极其正常。东北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小城镇的衰退，而是由于当初打下的底子太好，每个县域经济体都比较完善，造成东北的城市化过度分散，最终导致中心城市不够强。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从区域发展的规律来看，城市群、都市圈、大湾区这些城市化概念背后，都有着强有力的中心城市作为核心。

东北的种种困难，其实也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重点城市失去辐射和带动能力的结果。堂堂四个“副省级城市”，没有一个是“国家中心城市”。换句话说，偌大一个东北，居然没有国家中心城市。

众所周知，国家中心城市属于城镇体系层级的最尖端。用国家文件的话来说，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义如下：

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

目前已经批复的国家中心城市共九个，华北有北京、天津、郑州，华东有上海，华南有广州，华中有武汉，西南有重庆、成都，西北去年也加入了西安，唯有东北虚席以待。

因此，东北真正要做的，是集中全力打造强有力的中心城市，以其作为龙头，培育核心产业，扩大人口承载能力，最终形成城市圈；而其他地区主要负责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从目前来看，在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中，沈阳脱颖而出的概率无疑是最大的。沈阳不仅是东北的区域中心城市，也是著名的老工业城市，肩负着“振兴东北”的时代重任。而且，沈阳态度十分积极，表态坚决，而其他三市仍然是一副不闻不问的状态。在我看来，国家中心城市很大概率会落在沈阳身上。

第三，东北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进行动真章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市场意识的人才、有竞争力的企业，是成功的关键。

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北在20世纪30年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门类相当齐全，论实业根基要比很多中西部省份要强。

除了传统的优势产业之外，东北在“走出去”“请进来”上也极有优势。

在“走出去”这点上，可以借鉴日本的北海道。北海道被称为日本粮仓，出产的农产品不仅遍布日本，甚至长销世界。与之类似，水绕山环、沃野千里的三江平原，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五分之一多，如果规模化与精品化并重，完善农业产业闭环，那么东北的大农业未来会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丰富的农副产品“走出去”的同时，东北也要把高端的休闲旅游“请进来”。

2010年，我曾经与万达集团王健林合作过“万达长白山项目”，整个项目的选址、开发和商业模式设计，智纲智库都曾深度介入。通过研究我们建议：把沉睡千年的长白山打造为北方的休闲天堂，冬天是滑雪与温泉，夏天是高尔夫和避暑旅游，通过长白山带动东北旅游资源的升级换代。项目一经推出，火爆市场，旺季甚至一房难求。尽管这个项目受到了很多影响，一盘好棋收官不尽如人意，但东北旅游潜力之大、资源之绝版已经是业界共识，正等待有心人的挖掘。

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产业基础，东北真正需要补上的是市场经济这一课。

东北是中国经济的典型“背影”，计划经济时代根深蒂固的产业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到今天市场经济成为主旋律的时候，形成了巨大的反噬效应，坐拥大好资源，却不断错过机会。

工业脱离市场，无非是高耸的工业孤岛；农业脱离市场，只好在低端产品的路上走到黑；旅游业脱离市场，只会爆出更多的宰客和服务差劲的丑闻。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制度的规范，政府的角色定位模糊，企业家也常常游走在灰色地带。

只有当政界、商界、民间都认识到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准绳，彻底激活市场的活力，东北才能真正走出停滞。

近百年来，东北奇迹般地崛起，但奇迹之所以为奇迹，正是因为难以复制。客观来说，东北经济的相对下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人口净流出在中长期也是很难逆转的趋势，V型反弹或可能更多地只是一种期望，但这一切，并不是东北人灰心丧气的理由。

尊重、接受繁华落幕的平淡，未尝不是另一种潇洒。以平常心来消解烟火人间的是是非非，也同样是生活的智慧。无论东北的未来将走向何处，这片黑土地上的阳光、清风与麦浪，那些抵达的欣喜和出走的忧伤，注定是相伴每个东北人一生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