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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大民》湖北——中国的丹田	王志纲	2020-07-14	book	epub	calibre-converte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9787512512184	raw 书籍

湖北——中国的丹田

无论地缘还是文化，湖北都堪称中国的丹田：上下求索，左右勾连，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内能化育精气，外能吐纳天地。一口丹田气，万里湖北魂。

不服周的楚人

在中国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区域，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更深入人心。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湖北人的印象，可能都来源于这两句话。中国写地域的俗语很多，如“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卫，指天津卫，今天津）等，但这些远没有九头鸟的影响广泛且深刻，也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差可比拟。

细品起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所不同。后者明显是褒义，充满对江南风月的向往；而前者则面目模糊，意味深长。湖北并不缺乏个性，但这种个性究竟是什么却众说纷纭，甚至湖北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聪明机敏。这点我是认同的。我新华社的前辈、老朋友杨继绳就是湖北人，其聪慧、敏捷、勤奋都没得说，更重要的是敢担当，敢还青史以眉目，算是新华社为数不多能名留后世的大记者。

有人说九头鸟有九条命，寓指湖北人生命力强；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九头各有主见，窝里斗；有人扯上先秦楚文化、乡贤张居正的事迹，说张居正改革时曾任用了九位湖北籍的官员；还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好勇斗狠，如林彪的“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还有人说湖北是九省通衢等牵强附会之解……

“九头鸟”作为湖北的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深入人心，被大家广泛认同和传播，但不管是褒还是贬，至少有一点大家是高度认同的，那就是湖北佬厉害：经商厉害，做官厉害，算计利害，打架厉害，读书厉害……反正挺厉害。

湖北人自古就挺厉害。

自商朝起，湖北地区就形成了广泛的部落联盟，号称“楚蛮”，也就是楚国的前身。楚的兴起与衰亡的过程，几乎与整个周代相始终。为开拓疆域，楚王熊绎将都城由丹阳迁往郢都。此后楚国都城虽历经辗转更迭，但大抵未出今天湖北境内。楚国直到末期势穷力竭、强弩之末之时，在秦强大的军事重压下，才迫不得已将都城步步东迁，最终选择寿春为都，直至灭亡。

作为楚的发祥地，湖北浓缩了楚文化的精髓。这片土地上，无处不散落着古楚国的余韵，见证了楚国从蛮荒走向文明，也见证了楚国从骄阳走向黄昏。楚地气候湿热、虫蛇出没，楚人由此形成了信祀好巫的民风。湖北大量出土的漆器与青铜器，复杂精美，具有鲜明的巫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反映在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上，则表现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国属于周文化，楚国则独树一帜，另立门户。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正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现在以“楚”字组成了很多词语，如痛楚、凄楚、酸楚、楚楚动人，这都是楚文化的遗存。

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

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不服诌”应写作“不服周”，说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楚和中原的连接纽带很微弱。楚人在周和商争霸时选择了武装中立，只是在周天子定鼎天下之后才进京朝觐，接受了封号。这就让周天子对这个迟到的蛮夷国家心怀芥蒂，无论是在封号级别（楚王实际上只是子爵级）上，还是在领土范围上，都对其极尽限制之能事。

对于楚，周始终怀恨在心；而对于周，楚国也始终若即若离，后来干脆自封楚王，和周朝彻底翻脸。楚王不服周的典例，当属“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史记·楚世家》载：

（庄王）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这个问题问得相当不怀好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鼎之轻重，可以问乎？可楚庄王偏偏就问了。不仅楚庄王“问鼎”，后来楚灵王、楚顷襄王都一再“问鼎”，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问鼎中原”这个成语也是这么来的。

楚国的强大让秦国都心怀忌惮，并将其视为称霸天下的主要对手。应该说在战国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论地盘、人口、综合国力，秦、楚是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双雄。秦国虽强，但也奈何不了楚，两国长期对峙；周边的小国白天投靠秦国，晚上站队楚国，正所谓“朝秦暮楚”。

虽然楚国最终还是灭亡于秦之手，而且败得很憋屈，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也广为流传。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陈胜建立“张楚”政权，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是沛郡丰邑（在秦灭六国前属于楚地，今江苏徐州丰县）人，正是这三个和楚相关的人，最终推翻了秦王朝。

历史上楚国的国土远不止于湖北。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的广阔范围，都曾属于楚国。因此湖北、湖南都源于楚文化，只不过是湖北称“荆楚”、湖南称“湘楚”罢了。相比之下，湖北更多传承了楚文化的精髓，毕竟楚国的国都郢都就在今湖北荆州。湖南人津津乐道的三闾大夫屈原，其实也是湖北人，只是遭到排挤后才被贬谪到湖南，从中也能看出湖北地区在楚国的中心地位。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荆、湘本是一家人。从地形上来看，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连为一体。湖北省东、北、西三面分别为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巫山，中南部为平原；与之相对，湖南省则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敞开为平原，二省连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地缘结构。

汉代时，今湖南、湖北，还有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的一部分统称为“荆州”。到了隋唐时期又改称“鄂州”，今天湖北的简称“鄂”就是来源于此。到了宋太宗末年，天下分为十五路，这里又改名为“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元世祖至元中期设置“湖广行省”，因其辖境兼及宋代时的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西路而得名，治武昌路（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长江以北的小部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湖南全省，广西全区，广东茂名以西地区，贵州除北盘江流域以外的地区。

明代初期，湖广行省北界扩展至今湖北省界，西部划归贵州省，划出原广南西路地区另置广西省，但省名仍然相沿不改，辖境约为当今湖北、湖南二省。直到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将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今天的湖南、湖北，通常仍然称呼总理此二省的总督为湖广总督。

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科举录取分开。对于湖南来说，这是其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但对湖北而言，两湖分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哪方面来看，湖南的自立都不足以让湖北伤筋动骨，毕竟湖北可是个好地方。

湖北是个好地方

从区位角度来看，湖北是个好地方。

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按照南北来划分，北方文化包括中州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泛东北文化、蒙古文化、西域文化等，南方文化则包括江淮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赣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岭南文化等；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征差异巨大，所形成的文化也是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湖北虽然属于荆楚文化，但其实是各种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湖北的区位特点，一言以蔽之，“不南不北，不是东西”。如果把中国拟人化，湖北就是中国的丹田。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核心枢纽。

且不说“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也不说“千万年，屏吾国”的襄阳，举一个县——黄梅县——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枢纽。

今天的黄梅默默无闻，仅仅是黄冈市的下辖县。但在历史上，黄梅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长期活跃在黄梅地区，形成名扬天下的“东山法门”，从此中国禅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黄梅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

除了禅宗，黄梅戏同样源自黄梅，后来传到安徽发扬光大。为什么黄梅这个不起眼的县城，能够在中国文化地图上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当年智纲智库曾给江西省南昌做战略策划，我和市领导交流时，他曾讲到一个观点，叫作“东南锁钥”。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南渡北归之时，中原文明往南逃有条通道，从河南第一站到达湖北，之后再顺江而下，黄梅和对岸的江西九江就是这个重要的过江渡口，自然也成了军事重地。三国时期周瑜作为东吴最重要的将领，就是领军驻守在鄱阳湖口的柴桑（今九江）以防御刘表、曹操。

南印度人达摩（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当年远涉重洋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发前往南京见梁武帝时，也同样经过了黄梅-九江这条通道。所以黄梅既是移民迁徙的通道，也是风云交织的战场，更是一个文化交融、汇聚和杂居的大熔炉。

我曾经因工作几次到访黄梅，当时特地邀请了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先生一叙旧情，探讨关于湖北这段南渡北归的历史。熊先生之前也和我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七八两酒下肚即兴题诗相赠，挥笔就来，我现在家里还挂着他当年即兴赠我的诗。不只诗书畅达，此君身上还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情怀，他送我的书便是自己写的《明朝帝王师》。商界政界都人脉通达，他也算是一个奇才。

见微知著，整个湖北都是一个东南西北的大通道。

正所谓“南船北马”，北边骑马，南边行船，湖北就是马和船的转换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东西人文荟萃的特征，甚至可以说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锁钥、枢纽和丹田。

从物产角度看，湖北也是个好地方。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论物产丰富是没得说，江汉平原肥沃富庶，两江河鲜味极鲜美，在这点上，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也比不过湖北。《洪湖赤卫队》电影插曲里面唱道：

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帆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此言诚然不虚。

在长江流域的所有省区市中，湖北可能是水资源优势最明显的省份。长江经济带在湖北境内全长一千多公里。省会武汉是来往长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枢纽。将来湖北能在中部经济地带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长江这条黄金水道。

不过，物产丰富并不意味着无灾无难，湖北还有一句俗语：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说黄河有“黄泛区”的话，长江也有“长泛区”，正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在治水、修坝、建桥等技术没有成熟的时期，江汉平原就是水乡泽国的代名词，长江汉水一旦洪水泛滥，整个江汉地区一夜之间桑田变沧海，昨日天府转眼一派苍凉。

我在写河南的文中曾写到“黄泛区”给河南带来的深刻影响：周期性的水患导致了泛区人朝不保夕的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只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了。

但“长泛区”跟“黄泛区”还有不同：黄河一淹就完，长江却还能“春风吹又生”。这种一年饥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

“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一形容湖北各地人情的俗语中，涉及的三个地名都在“长泛区”的范围内。

每次洪水冲刷过后，“长泛区”的地貌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变成淤地，同时会带来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地貌变化非常频繁，导致江汉平原上土地、湖区秩序常常陷入无政府状态。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因此，以邻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见。

当然，这句俗语的产生，可能还和跟码头文化对农耕文明的欺压有很大的关系。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截弯取直，在入江口一带形成天然良港，汉口市镇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繁华的水陆大码头。码头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业文化，经商者自然相对精明，不仅精明，甚至还要内部排个座次。老实巴交的传统农耕文明，自然看着极为不顺眼。“又奸又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农耕文明对码头文化的嘲讽和回敬。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总听人说起甘谷，而且是一说起来都大摇其头，说甘谷人不地道。并不是甘谷人真的有多坏，只是由于在铁道线附近，南来北往，商旅众多，甘谷形成了悠久的商业传统，和老实巴交的农民比起来，自然显得精明。凡是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总是不地道。推而广之，今天流传甚广关于湖北人精明算计的揶揄，可能也和这种心态有关。

天下荆襄，江湖武汉

提到湖北，大家总会马上想起武汉。今天的武汉一家独大，不只省内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甚至在全国都称得上头角峥嵘。“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格局的城市在中国都不太多。

武汉在省内一骑绝尘，使得武汉人也是一副睥睨湖北的气势。我认识的一个武汉人聊起武汉周边市县时，其语气仿佛在谈论东北的铁岭，既遥远又落后，在她眼中武汉就足以代言湖北了。

从经济上来看，武汉一城代言湖北一省或有一定道理，但从更普遍的角度而言，武汉顶多算是湖北文化版图的鼎立三足之一。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写道：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句话明确指出了襄阳之于天下、武昌之于东南、荆州之于湖广的重要性。所以说，讲湖北绕不开这三座城市。

如果说湖北是中国的枢纽，那么枢纽当中最核心的节点就是襄阳。

我第一次游历湖北是1982年，大学刚毕业。我第一份出差就是从四川到重庆再到湖北，走水道过三峡顺流而下到宜昌，然后一路从宜昌、荆州沙市到襄樊（今襄阳）。一路走来，我对宜昌印象非常好：街道整洁，餐饮可口，而且街上的姑娘们很水灵。后来去了沙市，印象更好。沙市曾经是租界，因此商业氛围很浓厚，中山路上商店、旅社、餐馆、电影院应有尽有，非常洋气。

出了沙市就开始坐车北上，一路尽是三国古战场。后来到了襄樊，发现它跟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反而很像河南，口音、饮食习惯、民风都属于河南文化的覆盖区。那里的姑娘相比宜昌来说，也略显土气。因此，当时对襄樊没什么感觉。直到后来深入襄阳做了很多项目后，才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

从地貌上来看，襄阳和河南的南阳同属南襄盆地，只不过一者在南，一者在北。从大的地理分界线来看，作为中国南北方分野的秦岭-淮河一线，从西向东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汉中，二是襄阳，三是两淮之间的寿县。秦岭一线崇山峻岭、山路崎岖；江淮大地湖泊湿地众多，又有淮河作为防线；唯有居于中间的南襄盆地，一路通达，因此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襄盆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国的十字路口，是连接南北东西的战略要地。它北通中原；南抵江汉；东南有随枣走廊直达武汉；西有汉江河谷，是从中部通往四川的陆路必经之地；西北有武关道，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是秦国出征楚国的必经之地。一旦丢失它，就有丢掉半个中国的危险。在这个路口上，江汉地区乃至南方势力，和中原进行过无数次博弈。无论是楚国“问鼎中原”，还是三国时期多方争夺荆州，抑或是南宋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多次鏖战，都发生于此。

南襄盆地的最南端就是襄阳。襄阳也肩负着守卫整个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地缘安全的重任，历史上的白起、关羽、岳飞、李自成等名将都曾在此鏖战。《三国演义》共一百二十回，有三十二回发生在襄阳。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至少有一百七十二次发生在襄阳，这个数字确实惊人。

南宋时，蒙古大军入侵，襄阳凭此一城硬抗几十万蒙古军队，前后历时三十八年，双方死伤超过四十万人。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死守襄阳城，这部小说虽是虚构，但襄阳之战却是真实的元灭宋时最激烈的战事之一。襄阳大门洞开后，南宋王朝很快就一败涂地。襄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014年我去武当山做项目时，路过了一趟襄阳，深深地被汉江之美震撼。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汉江之辽阔丰满，我觉得不逊色于长江；襄阳之沉郁顿挫，也令人动容。其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极富审美价值。一千多年前，襄阳人孟浩然在这里留下诗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曾通达天下、身经百战的襄阳，在如今英雄迟暮的时代，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武昌之于东南的重要性，一点不比襄阳之于天下差。

长江作为连接整个南方的纽带，战略地位极高。长江在湖北之前水势急湍，尚有天险可扼，一过湖北，江面开始变宽，军队便可顺流而下，直取江东。能不能守住东南的分界点，就是武昌。因此，对于割据东南的政权而言，控制武昌及其周围地区是重中之重。

整个南北朝时期，除了南北之争这个大主题外，南方的区域性战争主要就是湖北与江南之争，很多大规模叛乱都是从湖北发起，顺江而下，直指东南。可以说，谁控制了武昌，谁就能控制江南。

上面讲完了襄阳、武昌，其实，真正的湖广形胜在荆州。

荆州是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地理区划“九州”之一，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明确记载。自古以来，割据湖北地区的政权，大多以荆州为首都。楚国曾定都荆州四百多年，南北朝时期的萧绎以江陵为都，隋朝末年的萧铣也以荆州为都。

在唐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辐射到全国。中国的经济通道基本路线，往北就是洛阳-保定-北京，往南就是洛阳-南阳-襄阳，从襄阳南下到达江汉平原和长江边上的荆州，然后再通过水路到达湖北、湖南各个地区。就是这样的地理大格局，决定了荆州长期都是湖北的行政中心。

到了元、明时期，武昌从军事要塞转变成经贸中心，以其强大的经济力把相争数百年的襄阳、荆州二镇甩在后面，逐渐取代荆州成为两湖的中心。

曾经的湖北是襄阳、武昌、荆州三足鼎立，今天的湖北却是武汉一家独大。

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就发现，为什么我只说武昌而不提武汉？

因为比起古老的荆州、血性的襄阳，武汉实在太过于年轻。直至清末，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仍然分立，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在张之洞手上，三镇才开始合流。1927年，三镇正式合并为武汉，距今尚不到百年。

虽然武汉年轻，但三镇底蕴却很厚重：武昌与汉阳不必多说，稍年轻一点的汉口，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也已成为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围绕三镇拉开骨架的新武汉，可谓气象万千。

外地人到了武汉，第一感觉就是大。武汉之大毋庸置疑，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比大的城市。

沿长江顺流而下有三座江城，重庆、武汉、南京。这三座都是名城，在历史上也是鱼龙混杂的大码头。相比之下，重庆更粗犷一些，毕竟那里的长江湍急，激流冲撞，声势浩荡，再加上“袍哥文化”，所以重庆的江湖气最重。

南京则完全是另一番风貌。虽然也是虎踞龙盘，但可能是因为其经历的灾难太多，又或是文风太盛，总差了一些帝王州的气象：定都南京的王朝不少，但大多是短命王朝。“金陵王气黯然收”，只剩下秦淮八艳的脂粉气和一份英雄末路的悲情。

反观武汉，如果说重庆是江湖，南京是风月，武汉就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综合体。很多武汉人喜欢称武汉是江湖气最重的城市，但我认为，武汉的江湖气是要逊色于重庆的，或者说武汉的江湖是一种圆融汇通、左右逢源的江湖。

重庆山高水长，地形闭塞，抱团性很强；武汉却很开阔，四面透气，八面来风，露风漏气。武汉更像一个江湖与市井的结合体：武汉人也彪悍多体现在嘴上，“婊子养的”不离嘴，脏话成了武汉甩不开的标签；但在行动上，武汉却是出了名的精明。

不止武汉，整个湖北都是如此，湖北人是有名的不抱团。相形而言，山东人见了老乡眼睛都放光，广东人也很看重同乡情谊，温州人也同样如此，都是抱团一致对外。有些湖北商人做生意的时候会算得过于精，算账时把个人身家和一时成败考虑得太重，导致生意规模起不来。

我认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老兄，多年前也风生水起。他是四川人，在武汉当兵，转业后下海从事地产行业。我一开始都不相信他是外地人，因为实在太精明了，简直是比武汉人还武汉人。他的发家史很简单，就是把账“算死”。二十年前他在武汉郊区以十万块一亩的价格拿了几百亩地，先付定金。他不花钱做广告，只雇佣一些闲散人员去撒传单，几乎省去了所有可以省的开销，导致卖一千块一平米的别墅他都有钱赚。一千块一平方米，十来万就可以买套别墅，再加上按揭，三万块钱就可以住进别墅区。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怎么能够把成本摊得这么低。接触武汉人多了，发现不止他一家，很多老板都是这么做生意的。

不只在生意上精明，在生活中实惠也是武汉人相当重要的标准。21世纪初，武汉的“东湖论坛”很火，我受邀参加过几次。一次会议结束后，一位武汉老板请我到她的饭店吃饭送行。武汉饭店的场景真是吓住我了，大厅里正在承办一场婚宴，密密麻麻有上百桌宴席，一桌坐十二个人，只要三百块钱，菜谱上居然还有鱼翅，鱼翅真假暂且不说，但成本之低外人根本想象不到。这让我对武汉的市民消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精明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过早”（吃早餐）。“过早”有三个特点，第一很便宜，从小学生到上班族，人人都吃得起；第二，花样繁多，无论多少家小吃店都容得下，可以做到一个月不重样；第三，端着就可以吃，一边走路一边吃饭应该是武汉人的绝活，我猜测这也是为什么热干面在武汉风行的原因，没有汤汤水水，方便端着吃。这充分体现了湖北码头文化的特点：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并且实惠到了极致。

重庆、南京、武汉这三大江城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女人比男人厉害。重庆的吴亚军、南京的董明珠都是如此，但武汉的女人更厉害。在广东的老板圈里有句传得很广的段子：

广东妹子“要家”，不管你外面怎么乱，我只要一个稳定的家庭；湖南妹子“要情”，毕竟湘女多情；四川妹子“要钱”，你爱怎么耍怎么耍，钱给我就行；湖北妹子是“要命”，敢爱敢恨，绝对不含糊。

湖北女人“要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好哄骗。湖北女人太聪明，不像其他地方的女人三言两语就可以哄得心花怒放。湖北女人，你还没有开口，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让你分分钟就失去哄骗的信心和欲望。湖北女人思维之严谨、逻辑之严密，辩论起来，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男人都自愧不如，更不用说哄骗的小伎俩。如果你碰到一个容易哄骗的湖北女人，要么就是她在配合你演戏，要么她就是一个假湖北人。

第二，两手都抓。湖北女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跟大部分地区女性的要么要钱、要么要人不同，湖北女人是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很硬。你赚钱少了，她看不起你；你赚钱多了，她会看死你。你在家里，她不省心；你在外面，她不放心。总之，娶了一个湖北女人，基本上就是请了一个女皇，你的一切都是她的。

第三，豁得出去。湖北女人豁得出去，放得下面子，弯得下身子。比如吵架，是骂是打还是摔东西，各种项目随你选，她都奉陪；不分时间、地点，大半夜大街上，随时都能进入战斗状态；而且体力好、斗志旺、战斗力强。一般而言，男人都会缴械投降。总之一句话，湖北女人好像是伪装成女性的男人。

家中有湖北夫人的朋友和我聊天时，我给他们总结了三大阶段：第一狼狈不堪，第二缴械投降，第三家庭稳固。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深表认同。

既然湖北女人这么“要命”，那为什么这么多男人不要命，抢着娶湖北女人呢？

首先，湖北女人水灵，颜值上普遍过关。其次，湖北女人虽然有不太像女人的一面，但她们普遍洁身自爱，并且独立自强，像要求自己的男人一样要求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湖北女人在经营家庭方面，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有湖北女人的家庭，一般小日子都过得风生水起。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湖北女人一旦被迫从幕后走到台前，那个惊天动地的能量，那个长袖善舞的本事，是湖北男人都难望项背的。

我和一位湖北女老板是老朋友，算起来相识二十年。她就是典型的武汉女人，从芳华绝代到天命已知，她的个人史就是一部武汉风云录。每次相遇，都让我不由感慨，湖北女人真是了不起。

我2019年去武汉时更是惊喜，她的女儿也能独当一面了。这个小姑娘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直接被发配到一个偏僻的山区做项目，从前期就驻场，一扎就是三年，环境之艰苦，根本不像常人想象中的所谓富二代锦衣玉食，直到去年才回到武汉准备接班。这位女老板设宴给我接风，席间她女儿一直在旁边侍应，做着服务生的工作，端茶倒水催菜，近三个小时不曾坐下，沉稳有度，落落大方。我不由感慨：一代新人换旧人，湖北女人真是厉害啊。

大舞台与小市井

武汉是个大舞台，但同时也是个小市井。

从2001年开始，做强做大武汉就成了湖北省的战略抓手。武汉也确实争气，不光吐纳整个湖北，而且向北拉动河南，向南影响湖南。搞得河南、湖南都颇有压力，只好选择各自做强做大郑州、长沙。

今天郑州已经是气象初具，其铁路运输实力不差武汉，航空与水运各占胜场。郑州和武汉，一个坐拥黄河，一个坐拥长江，形成了中国中部的双子星座。

相比之下，长沙就有些勉强了。虽然湖南也在搞“长株潭一体化”，但城市的格局和体量摆在那里，导致长沙和武汉完全不在一个体量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

（湖南的）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

由此可见，武汉之大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很像上海。上海是滩涂，武汉是码头；上海吸引了全国的精英，武汉浓缩了整个湖北的精华。上海滩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各个地方来的枭雄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海人则退居二线；武汉也同样如此，风云人物大多不是武汉人。新武商和老武汉人甚至矛盾还挺激烈，很多新武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武汉人，没有老武汉人的毛病，我是新武汉人。”然而，金鳞岂是池中物？无论矛盾怎么激烈，这种风云际会、一朝化龙的契机，只有武汉才能提供。我们说武汉大，不仅是人口多、城市大，更是一种内蕴的气象。应该说，整个楚地都给人一种辽阔之感。

思接千载，神游八极，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江河万古很容易让人产生关于时间的联想，这种大气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总能出好诗。从屈原到闻一多，从苏轼到毛泽东，无论是不是楚人，都能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诗词中，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词不仅思接千载，用典精到，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两大工程：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三峡大坝“高峡出平湖”。这两大工程对武汉乃至湖北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昔日武汉的交通不便，现在人很难想象。躺在江边上的大城武汉，却只有一座长江桥。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依然非常恶劣。武汉人上班之痛苦也令人印象深刻，每次赶公交要跟着跑上两三百米才能抢上去，车上的乘客拥挤不堪，挥汗如雨，摇摇晃晃一个半小时才到单位。

要是想从武昌到汉口的汉正街逛一逛，更是和赶集一样：早上七点半出门，单程预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公交车车次严重不足，还要做好扒公交车门的准备。如果说贫困年代里整个中国都处于短缺经济的话，武汉就是其中典型。

不仅交通不便，武汉还是“三大火炉”之一。我当年坐火车经过湖北的时候，深为此处奇观所震撼。炎炎夏日，成千上万的湖北人搭铺盖睡在马路上、睡在露天阳台上，天做被、地当床。据说，他们还要提前去抢地方，洒点水，铺席子。长达三个月的酷暑，武汉人要这样硬生生地扛过去。

后来我也曾有幸领教过武汉的夏天，真是和蒸笼一样，热到昏头昏脑时，我满脑子只能想起一句诗，这就是所谓的“气蒸云梦泽”罢！当年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打响时，正值酷暑，战场温度甚至超过了四十度，因中暑而丧失战斗力的日军比战损的还多。

试问，武汉人和其他湖北人为什么既精明又好勇斗狠呢？我认为跟生存质量和生存方式有很大关系。恶劣的环境对湖北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曾作为新华社记者两次到湖北采访，住在汉口新华社招待所里，晚上突然听到隔壁在吵架，而且是越吵调门越高，搞得我根本睡不着，只好过去调解：“你们夜半三更吵什么，有什么事平心静气地说嘛。”他们也很莫名其妙：“不是，我们在谈心啊！”那时我才发现湖北人的大嗓门真是不得了，可能跟气候的炎热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他们现在温和多了。所以说，空调的产生真是伟大的发明啊，把很多地方的人的性格都改变了。有人说，空调是违反自然的发明，对人不利。要我说，真应该把他送到20世纪80年代夏天的武汉去试试。

“惟楚有才”

与六省市搭界的湖北，是南北融合、东西碰撞的大杂烩。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湖北这般经受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冲击和洗礼。

明清时期的汉口，“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身处中华文明各路支系的交汇点，湖北人保留楚风楚韵的同时，也打上了临近省份的诸多烙印。长期的交融和进化，让湖北人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九头鸟。

湖北人有湖南人的书香气，而没有湖南人的霸蛮。同为洞庭滋润，同享楚风拂面，自古书香鼎盛，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南方人基因里的霸蛮。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

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而没有江西人的含蓄。同为码头重地，同拥千年商都，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比湖北人更多了一丝含蓄儒雅。同样是精于算计，湖北人是一手钱一手货当面算清，可以不占便宜但绝不能吃亏；江西人是可以月结，小账可以缓一缓，但算总账的时候，同样把算盘打得滴水不漏。

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但没有安徽人的谦和。同样是重农崇文，同样是勤勉上进，安徽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难得的谦和。多灾少田的安徽，稍有不慎就面临饿肚皮的窘况，求人就要懂得放下面子；相对于湖北人不愿求人也不轻易帮人的禀性，安徽人的容忍和谦和让他们的勤勉得到了更丰厚的回报。

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聪明，而没有河南人的变通。同为中国之中，同样四通八达，河南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变通。湖北人虽然也善讨巧，但终有自己的束缚，不会破格也很难出格；而河南人的变通，上天可为龙，下地可钻草，在现实面前可以抛开历史包袱，但过于善变了就如同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害人伤己。湖北人的聪明大部分用于自己身上，如能变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有大出息。

湖北人有陕西人的文化气，而没有陕西人的敦厚。同为文明策源地，同样文化气重，陕西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敦厚，既是对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历史的敬畏。陕西人不会来事，更不是无事找事，但也从不怕事。如果说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气势磅礴，实际度数不高，那么，陕西人就是一壶烈酒，表面风平浪静，入口烧喉蚀骨。

湖北人有重庆人的火爆气，而没有重庆人的率真。同为“火炉”，同样嗜辣如命，脾气一样火爆，但湖北人发脾气既会照顾情绪也会兼顾形势，该发脾气的时候绝对不会放过表演的机会，但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也能面色如常、压制怒火。最可怕的是，重庆人往往发完脾气就完事，湖北人则一般会心里记下这笔账。

不过，自古楚人多才。塑造湖北人性格的，最起码有三个方面：

第一，湖北拥有悠久的稻作文明。从楚国繁华到三国鼎盛，再到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湖北一直是农耕文明的重镇，尤其是江汉平原，耕读传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湖北人来说，读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主题，要么读书，要么当兵，只有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去做生意。这也导致了武汉虽然在经济上独领风骚，但在基础教育上反而优势不大，在全国的名声还不如小小一个黄冈。

第二，湖北是水陆交汇的通衢要地。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清末重臣张之洞认为：

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20世纪初，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

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

所以，说湖北人善做生意，更多只是想象。

那么，九省通衢给湖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流通，这是湖北的灵魂。湖北人为什么聪明，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明开化。我的老家贵州，大山一锁，谁也出不来；而八面来风的湖北，天下风云际会，久而久之，湖北人想不聪明都不可能。

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环境极其艰难。尤其是武汉，其环境之恶劣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想舒服点都不可能。

但我走遍中国后发现，越舒服的地方越难出人才：因为资源富集之下，人也就没有了拼搏奋进的必要，自然慢慢退化，成了植物脑；相反，环境越恶劣，越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智慧。我曾沿长江顺流而下，天气炎热难熬，然而触目皆是草木葱翠。人和植物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强，辛苦一点，困难也就过去了，但品格却磨砺了出来。今天中国的处长和司局级干部，湖北人所占比例相当之高，这也是明证。

春秋更替、兴衰沉浮，湖北曾因区域而兴，也曾因区域而衰。湖北、重庆是中国“唯二”既不靠海也不邻国的，也不和任何靠海的或邻国的省区市接壤的省区市，即想要从湖北出国，必须要跨两个省区市以上。在沿海崛起的时代，湖北乃至武汉，的确沾不上什么光。当然，湖北也不算吃亏，毕竟它扼住了长江的腰部，多年来的发展还称得上差强人意：正如它的GDP一样，排在全中国的中不溜，虽然比不过沿海省份，但比之周围的兄弟省份还是强不少。

作为新中国成立期间国家布置的中部核心工业基地，湖北在共和国的建设中起到了应有的支柱作用。此后，湖北虽然也能稳住GDP全国前十的位置，但多少褪去了昔日的光环。

湖北曾经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工业基础和明星企业，当前产业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不如说是思维和体制上的更新换代。

湖北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顶着国家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光环，产量上早已跌出前三；中高端家用小汽车方面，除了合资的日产、本田，基本乏善可陈。

湖北曾经拥有红极一时的钢铁产业，“红钢城”号称国内唯一的城中之城，关上门都可以独立运转，如今却被并入宝钢。

湖北曾经寄予厚望的机械产业，号称产业基础和配套可以吊打中部各省，在工程机械、高端装备等方面却一再延误战机，被湖南打得满地找牙。

湖北的重工业，与东北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东北重工业的沉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产业衰落加上人口流出；而省会武汉，坐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校，每年有四十万毕业生，人才就在家门口。湖北在重工业上的失利，除了大企业病，更多的是大体制病，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积重难返；当然，也有大武汉病，在后起之秀汹涌向前的时候，多少有点托大、自封的犹豫。

在轻工业方面，一度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武汉，一面被天时、地利都不占的江浙等地蚕食殆尽，一面被全国纷纷建立起来的轻工业品牌压得喘不过气，武汉赚小钱、赚快钱的小商人意识一览无余。

不过，伴随高铁时代的到来，湖北的“流通”基因正在重新焕发光芒。不同于古代的车船交通，人流、物流、信息量、金融流、科技流这五大流的汇聚，就是湖北的未来。

接下来，聪明绝顶又善于计算的湖北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方面，将展现出自己巨大的优势。这些产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技术至上，一个人一个项目突破就可能带动一个产业的振兴，不像传统产业需要大部队的联合作战。

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在传统的商贸物流、现代的金融服务、前沿的科创文创上，武汉都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如果策略得当，小则可以自称一核，成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大则可以借势过道武汉的长三角，问鼎中西部龙头。

当然，武汉还有一个大文章就是文旅。武汉的旅游资源，即使在文化鼎盛的中部地区，仍有明显的优势。在做大武汉的大背景下，周边市县统筹发展的同时，以武汉为中心，用一条旅游黄金路线将湖北串联起来，将楚风楚韵、楚山楚水、南北交融、东西汇合的文化特色重新包装，推向日渐兴盛的体验旅游大市场，必然会是全国一道独绝的风景。

“极目楚天舒”

前段时间我再次到访武汉，暌违数年，武汉真是每天不一样，气象和格局已经全出来了。原来仅仅一桥飞架南北，今天有十二座跨江大桥，地铁轻轨比翼齐飞，这里面必须要感念时任市委书记阮成发的作为。

作为全球最大的江城，武汉的发展潜力尚待开发。武汉现在人口大约一千六百万，但其自然环境承载力还远没有到极限，有可能成为全球唯一人口能达到五千万量级的城市。产业升级也好，先进制造也罢，乃至文旅，这些都是锦上添花；对于武汉这样坐拥超级腹地的城市而言，最简单粗暴的人口红利依然是巨大的机会。

然而，喷薄的人口红利，既是机会也是困惑。在武汉2049年远景规划中，武汉被定位为洲际中心城市、世界性战略节点城市。今天的武汉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江城，未来成为世界最大城市也是指日可期，但这座超级大武汉真的能吸引并留下五千万人吗？

今日武汉拥有八十多所大学，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学就有五所，华科、武大在全国都拥有极高声誉，每年在校大学生百余万，这让武汉成了全国有名的高教重镇；然而尴尬的是，武汉的大学生往往一毕业就飞向深圳和北京等。留不住人，成了武汉最大的痛。

现在的武汉人口仍然在增加，怎么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让高教重镇变成人才重镇，是武汉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不止武汉，整个湖北都在面临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富饶的土地并不是留住人才关键；东三省同样土地富饶，人口流失依旧触目惊心。

什么是城市乃至区域发展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提高吸引力？孔子在三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近悦远来。翻译出来就是：让生活在其中的人高兴，让远方的人向往。用我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三“生”有幸：生活便利和舒适，生意通达和兴旺，生命丰富和多彩。从粗放式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竞争型增长，转向精细化的以社会治理能力为核心的信任协作型增长，一座城市如果能做到这点，近者焉能不悦？远者焉能不来？

几年前去武汉，晚上在东湖与朋友把酒言欢，适逢中秋，一轮朗月高悬夜空，让我不禁触景生情，吟诵起了苏轼的《赤壁赋》：

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这可能是我喜欢湖北的真正原因。徜徉于湖北，一路上都在与古人唱和，就像我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主题曲中唱的那样：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千年的英雄、美人、才子、渔夫、僧侣、商贩在此川流不息，一幕幕大戏在这个舞台上演。

无论地缘还是文化，湖北都堪称中国的丹田：上下求索，左右勾连，内能化育精气，外能吐纳天地，生命于此处仿佛能打破时间的线性。当风流人物随大江滔滔东逝，唯有江流万古、江风浩荡，点滴沉淀下来的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基因。这是湖北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