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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上的战略	https://articles.zsxq.com/id_p7oor15elw8z.html	躬行客		2026-05-23		clippings	4

来自： 躬行客读毛选

为了故事性，在公开版本中没有探讨井冈山最重要的问题：

战略问题。

看井冈山，如果看不到教员的战略头脑，哪怕把井冈山上的大小事都摸透了，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都搞明白了，也不能说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

1、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战略？

战略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就归属于战略问题。

要想看到战略问题，首先要看到全局，要看到整体。“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通常只跟两个问题有关。

什么问题解决不掉，你会死？

什么问题解决不掉，你无法赢？

这两个问题跟目标是息息相关的，死是指目标死亡，赢也是指实现了目标。

井冈山根据地当时有两大战略短板，一短一长，解决不掉就会死亡。看到了这两个短板，才能明白教员的行事逻辑，才能看懂教员的意图。

第一个短板是资源匮乏。

井冈山是高原小盆地，环境很恶劣，根本没啥产出。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教员提到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

所以教员必须带部队去打周围的县城。

不然不能取得粮食、冬衣夏衣，药品等军需物资。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把红军围死还是很难的，但要是把资源堵死，让往山上运输的资源低于井冈山的每日消耗，还是可以做到的，到那时，井冈山的经济就会崩盘。

除非像王佐一样，就在山上留一丁点儿军队，否则是无法困守的。

第二个短板是军事机动范围太小。

井冈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交界，这是井冈山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

湖南有湘江，江西有赣江。这两条大江都不能徒涉，对于条件简陋的红军来讲，必须要绕很远，从靠近源头可以徒涉的地方才能过江，很窘迫，也很致命。

湘江和赣江一左一右，就像两堵墙把井冈山夹在长江和五岭之间的狭长地带。

这导致红军的军事机动范围非常小。

这导致红军施展不开，无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红军原本就是弱势方，如果再丢掉了战略纵深的优势，那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这两个战略短板不解决，井冈山根据地没有发展前途可言。

不管打破了敌人多少次围剿，取得了多少次胜利，最后还是难逃瓮中捉鳖的结局。

而井冈山的战略方针，就是从它的两个战略短板中延伸出来的。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井冈山的结局一定不好，所以就有了战略的高度。

教员当时的解决思路，是把永新作为突破口，到赣江以东发展。（从江西来讲，赣江上游属于赣南区域。）

为啥把赣江以东，作为战略方向呢？

赣江以东地区是赣水的上游、闽江的上游、韩江的上游、安徽麦弋江的上游，还有信江的上游，上游水流小，能徒涉。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机动范围。这个地区共有100多个县，有很大的山，很多人口，资源丰富。教员在给林彪的信中，曾提到谋划占领江西全省。

具体的步骤，是先把永新作为突破口。

在永新站住脚之后等待有利时机，慢慢发展到吉安，如此就能控制赣江上游区域，从遂川和万安等赣江上游区域，突破到了赣江以东发展（赣南）。如此，井冈山的战略困境，就被打破了。如果能夺得整个江西，那革命就有一整块打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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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员才会说，“我们看永新一县，比看一国还要重要。”

永新本身是产粮大县，不仅可以解决井冈山的短期资源危机，还是红军解决机动范围太小，朝赣东区域发展的跳板。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龙源口大捷之后，永新还没有巩固起来，朱陈就把部队带去了湘南。

随后发生了八月失败，湘南和井冈山全失败了，还丢了一个团。

这个变数，直接导致教员的战略规划胎死腹中，不能再用永新作为跳板，有序向赣东地区发展了。

此时的井冈山，其实处于一个进退失据的状态。

死守的前途并不好。

后来敌人出动3万人包围井冈山，敌我实力根本不成正比，教员和朱老总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开启小长征。

看懂了井冈山的战略困境。你就能明白教员他们最后为啥没有选择重返井冈山。

因为那时，已经失去解决井冈山战略短板的历史窗口，回井冈山重新来过根本不解决问题，不如直接在赣南发展。

2、教员的战略规划是什么？

八月失败的客观原因是敌人太强，红军还犯了分兵的大忌。

主观原因则是内部关于革命战略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

于是，八月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当时党内许多人都思考过革命战略问题，但是除了教员，很少有人能持续、系统地拿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战略，并坚持到底。

所谓革命战略，就是什么问题解决不掉，最终绝不可能实现目标。

打赢再多局部战斗，打赢再多的恶战，不管存活了多久，若那个致命的、关系全局胜负的条件始终满足不了，那就没啥意义，整个事业就会倾覆。《红色政权为啥存在》和《星火》这两篇毛选文章，涉及到了革命战略的讨论。

我们想一想，革命最终要想胜利，必须要有什么呢？

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革命力量必须大于反革命力量。

不是一时一地的大于，而是系统性的大于。

只有革命的系统性力量，大于反革命的系统性力量，中国革命才能赢。

其实如果能实现一时一地的大于，突然来一个爆发性的革命力量，把反革命政权镇压住了，也能取得革命胜利。这也不失为一种革命战略。

苏联就是这么取得革命胜利的。

苏联利用帝国主义大战造成的全面危机，在莫斯科首都等关键点实现力量大于敌人，然后迅速扩展。依靠“关键节点上的一时一地大于反革命力量”引发全局质变，最后也实现了革命胜利。

但中国不具备这个条件。

首先，中国的军阀太多，几乎各个省都有自己的正规军队。

不可能说打下了南京或者北京等几个中心城市，就能统治全国了，这在沙俄是有可能的，但在中国根本不可能。

其次，沙俄地主自己不养兵，镇压职能高度依赖沙皇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等暴力机关。但中国地主是几千年演变而来，说是地主，其实就是一个个小小的地方割据政权，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有明显的地方化、宗族化特点。

中国的反革命力量是系统性的强大。

不摧毁反革命赖以为生的整套社会机制，想要靠某一次革命力量集中爆发取得革命胜利，不可能。

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

所以教员才反复强调：“ 中国的革命只能是长期的、残酷的，必须先在局部建立根据地，逐步积累力量。” 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可见，所谓战略，就是要解决关系到全局胜负的根本问题。

当时党内高层都想效仿苏联，走夺取中心城市的革命道路。

这种革命战略分歧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教员的部署，不仅会被敌人打乱，也会被党内反对派打乱。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是为了系统性解决，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弱对强态势的矛盾。

教员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呢？

具体的战略方针称之为： 工农武装割据。

中心城市战略，主要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

而教员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农民中主要依靠贫农和中农以及富农，这是农民的主要成分。

在农村积累革命力量的主要手段是土地革命。

一个无地贫农，分得了一块土地，成为了新社会秩序的一员，那这个农民就成了革命力量。每多一个分得土地的农民，革命力量就大一分，新社会秩序覆盖范围大一点，系统性的革命力量就会完整一点。

想要在农村搞土地革命，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武装力量。

所以红军很重要，没有红军的支持，就不可能在农村搞土地革命。

问题是，土地分配完了之后，还要保卫。

如果没有根据地，就谈不上保卫革命成果，成果无法长期保持，就谈不上积累革命力量。

红军、土地革命还有根据地，是一个整体，统称为工农武装割据。

赢得革命胜利的战略是农村包围城市。

具体是战略方针是工农武装割据。

3、第三个问题，有战略和无战略有啥区别？

人生有无战略区别之大。

犹如草履虫和人之间的区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教员刚上井冈山时，为了解决部队过冬衣物等问题，让陈浩趁着湖南军阀混战之际，带队去打茶陵。由于没部队看守，很顺利打下了茶陵县城。

但陈浩这个人的脑子里没有战略。

他不知道革命要干什么，更不知道革命战略是什么。

所以把茶陵打下来后，啥事也没有干，就在县城里干住着，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有老办法解决，甚至县委书记审案都用过去那一套，而涉及到革命胜败的关键问题，比如群众、土地革命等，在他眼里不是问题。

教员常讲，要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

没有战略，拿什么指导？

脑子里没有战略，很多问题自动就被忽视了，而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没有战略指导，也不知道该如何决断取舍，脑子里一片浆糊。

陈浩能在那个年代，成为红军的团长。

从资质能力来讲，他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但陈浩跟教员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陈浩下山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但教员下山带队后，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如何对待商人的问题，提出了战斗、宣传和政治三大任务，还建立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了优待俘虏政策…

许多问题，教员也是第一次遇到。

但教员遇到之后，就能立马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就能对事情和分歧，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分别。

教员不是天生就会，教员的智商不一定就比陈浩高。

唯一的差距是，教员的脑子里有革命战略。

教员碰到所有事，都有处理的标准和方向。这个标准是谁定的？

战略定的。

战略确认之后，自然就成了衡量判断其他事物的标准。

所以你看教员好像懂得非常多的事，哪怕第一次碰到的问题，他也能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教员的脑子里有战略，所以他不迷茫，他对问题敏感，既能看到问题也能看到问题解决的方向。

没有战略的人，就像草履虫一样，漫无目的。有战略的人，就有清晰前进的方向。

在战略指导下，有利于解决核心问题，就应当大力支持。

哪怕短期困难一点，短期吃亏不划算，也应当坚定去做。

反过来讲， “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坚决顶住，不能去做。” 这是教员的原话。所谓对全局不利，就是不合符战略方针的要求，不能解决最致命的关键问题。

这就是教员反复强调的：要 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

如果没有清晰的战略，你碰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没有评判的依据，没有人告诉你这样做对不对。

所以陈浩最后叛变了，他参加红军是寻找出路，结果不知道事情怎么做，不知道问题如何解决，完全看不到出路在哪，自然就叛变了。

许多人看着很努力，结果回头一看全是瞎折腾。

根源就是他没有战略，没有围绕战略展开自己的行动。

努力很多，有效努力很少，奋斗很足，能形成积累的奋斗很少。

没有战略，所有的问题都将失去可靠解。

4、第四个问题，战略是如何定出来的？

战略绝对不是拍脑门想出来的。

可靠的战略，一定建立在可靠的、全面的、有效的信息之上。

不可能说，对全局毫不了解，了解的不透彻，却能制定解决全局问题的战略。

这是自欺欺人。

我通过几篇毛传，梳理完井冈山历史后，对井冈山的地理环境，山上的人和事有了一些了解。不能说各种事都熟记于心了。有赖于谷歌地球的3D功能，现在只要看到地名，就能大致搞清楚红军的行军路线。

一开始还是挺骄傲的，但当我回看《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时，是真震撼。

教员简直就是行走的数据库。

他对整个井冈山的地貌环境，不同方向的关键拗口，山上的村落分布、人口、粮食产出全都了然于心。

这还不算什么，教员甚至连井冈山周边几个县的数据，都掌握了。某个县过去有多少枪、现在有多少枪，什么原因导致的；党组织的历史发展情况，都有谁，谁可靠，敌人的势力如何；土地共有多少，地主、贫农、中农分别占比多少，人口规模，赤卫队、儿童团还有妇女组织等党团的发展情况等等情况，教员全掌握了。

不仅掌握了数据，教员还有数据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哪些问题可以自己克服、自己解决，哪些问题需要上级机关帮助解决，需要上级机关提供哪些资源，未来的发展预期，方向、困难等等，都做了很精确的分析。

现在提倡数据化、可视化。

殊不知，教员当年干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在脑子里建立了一个数字井冈山。

了解详细的数据，是实事求是的一部分。

如果对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掌握的不够细致，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收集信息，已经成为教员的本能了。

我找到一段曾志的回忆片段，她当时负责民运工作，我们看看教员的调查究竟有多细致：

“毛主席在行军路上很注意调查研究。

收集沿途情况，这是毛主席亲自布置我做的第一件事。

他给我拟了一个调查表，内容是每天行军的沿途情况：经过了什么地方；行军的里数；道路的情况，是大路、小路，还是石板路；山林、树木、河流、梁的情况；沿途两边土地的情况，面积多大，地里种什么，是水田还是早田；

村庄的情况，有多少人口，房子是土房还是瓦房，有没有碉堡，村庄位置朝向，是靠山面水还是在平原，村庄与村庄间的距离等，还有沿途所见的其他动态。

这个表的内容，每天要向他报告。

所以我的工作相当紧张，每天出发前我都要召集与前委机关、军部比较近的几个连队的宣传员开会，把表发给他们。”

调查研究是教员的看家本领。

他不是上井冈山后，才开始重视调查，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农民、农村还是城市里各阶层的情况。

回顾历史，可以讲，教员在当时是最懂中国国情的人。

没有人比教员更懂中国的国情，没有，一个都没有。

正因为掌握的信息多，且仔细全面。所以教员才能看到根本问题在哪，才能看到全局，并根据分析研究，最终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

没有可靠的信息作为支撑，绝无可能得到可靠的结论。

实事求是，永远都是最有力量的。

第五个问题，坚持战略难在哪?

战略在没有实现之前，谁都不敢讲是百分百正确的。

在坚持战略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干扰，每一次干扰和打击都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

井冈山最后还是失败了，就是一个证明。

许多人其实很悲观，并不知道革命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坚持的意义。101就曾表示过悲观情绪，教员了开导他回了一封信，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教员用来对抗悲观情绪的武器是什么呢？

认知。

对事情本质的认知。

杜修经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讲，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 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 ”。

这是杜修经为数不多，有水平的一句话。

教员在《星火》里讲：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如果你对一件事的本质不了解，也就是不理解这件事为啥存在，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又会如何发展下去。那你很难坚持一个观念。

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建立在对事物根本矛盾的把握之上。

红军的发展前途，主要看军阀的混战。军阀一打架，就是红军发展的时机。

军阀啥时候会打架呢？

欧美日列强混战越激烈，中国军阀混战就越激烈。

换句话讲，只要列强还没有分出胜负，中国的军阀就注定了会混战不休。

所以究竟革命还能不能起来，就去看列强之间有没有分出胜负，有没有统一。革命高潮究竟有没有来到，就去看列强之间的矛盾有没有发展。

这个逻辑，解决了红军能不能发展的问题。

那红军最终能否赢得革命胜利，是什么认知决定的呢？

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

我们坚信一件事，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只要赢得了群众，最终一定能赢得战争。这是最根本的认知。就像一家公司，只要赢得了客户的支持，是不可能死的。

问题是，红军能否赢得群众呢？

一要看我们对群众的价值，二要看，群众有多少选择。要看国民党等能否跟我们争夺群众。

教员对此的认识也很清晰。

“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因为国民党本身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资本阶级的利益，在内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缓解对群众的压迫。

中国群众的主体是农民。

除了我们之外，也没有其他党专门解决农民的问题。

教员有这个革命自信。

因为他把所有问题的关节都看清楚了，没有模糊空白的地方。

对事物发展本质的认知，才是真正的竞争力。

还是要认真系统学习唯物辩证法。

第六个问题，井冈山这段历史对我们有啥启发？

有一件事很明显，教员上井冈山时已经是大佬了。

他的认知，他对革命的认识，都是大佬级别。只不过教员的认知还没有落地，还没有转化为物质力量，所以其他人对教员的观点仍有轻视，有时不相信他的判断，不认可他的地位。

一个高手，在你认识到他是高手之前。

他就已经是个高手了，必然如此。

只不过此前他的功夫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你不了解。但你不要以为，他是成名的那一刻才成为了高手。事实上，他在成名成角之前，早已成为高手不知道多少年了，只是缺少机遇而已。

教员不是上了井冈山，才有了本事写《红色政权为何能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还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文章是他此前的思考跟实际情况结合的产物。

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制定战略，得有一定的认知基础。

不管是制定战略，还是坚持战略，都对认知有一定要求。

如果你自己对某件事的认识不到位，别人给你出主意，你可以听一天两天，但随便一个负反馈下来，你就很难承受，就开始自我怀疑，感到恐惧、惊慌，进退失据了。

所以我才说，认知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还是一点一点的积累，而不是说，你看懂了教员的战略，就能学着制定自己的战略。这是第二步的事，第一步是通过学习思考、实践，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段位。

茶壶煮饺子，肚子里有货，倒不出来。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的肚子得先有货。

像杜修经这样头脑空空的年轻人，哪怕教员开小班教学，一对一辅导，都无法提高他的认知。不是教员的教学水平不行，也不是杜修经太傻。

而是他的肚子里没东西。

他缺了太多信息，缺了太多经历。需要大量的阅读、学习、经历，先让自己的肚子里装点货。不然的话，哪怕教员也不能短期提高他的认知。存钱罐里要是没钱，哪怕砸个稀巴烂，还是变不出钱来。

不要听我这么一说，你又对战略问题感到害怕，感到这个是一个高级的东西，不食人间烟火的事物。

任何事都有局部和全局问题。

只要涉及到全局问题，就有战略问题。不管大事小事，多从全局、整体出发考虑事情，就可以锻炼战略头脑。

只要你对一件事有了调查，从头到尾搞明白了，再小的事也算肚子里有货。

人要刻意培养自己的战略头脑。

做任何事都不能糊弄，只要你不糊弄，想要把一件事做成功而不是失败。

当你想着把一件事做好时，就必须考虑这件事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从而明确这件事最关键的部分，最核心的矛盾。

当你开始围绕这个核心矛盾做布置时，就已经涉及到了战略问题。

以上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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